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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

罗伯特·帕特南是美国当代政治学家，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前肯尼迪学院院长。其代表作《让民主发挥作用》和《独自打保龄球》是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引用次数较多的社会科学著作。《我们的孩子》是帕特南教授的著作。帕特南带领团队花了数年时间走访了107位生活在全美各地的年轻人及其家庭，用“以点带面”的叙事方式，展现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不断扩大的“阶级差距”，探讨了贫富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全数差距。贫富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教养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等方面都有清晰的体现。本文节选自本书第三章“教养方式——及其变化趋势”部分，经澎湃资讯授权，由原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们的孩子插图

美国人对于较佳育儿方式的观念在过去60年中经历了两次重大转变，每次都与发展心理学家观点的转变有关。二战后，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博士出版了广受欢迎的超级畅销书《婴儿与儿童保育》。在书中，作者教导婴儿潮一代的父母，应该采取放养式的育儿方式，让孩子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步调自在发展，而不是压制孩子，让他们遵循生活的时间表和规则。那一代父母因此主张一种轻松的育儿理念，追求与孩子分享家庭乐趣的生活。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良好育儿方式的主流观念和社会规范开始转变，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斯波克的“放任式育儿”越来越受到拒绝。 新一代父母开始转向“准确育儿”的新模式，部分原因是我之前描述的有关大脑发育的新科学知识。

罗伯特·帕特南

这种新的育儿理念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育儿手册到家庭杂志，再到电视节目中的医生。但是，就像以前的育儿理念转变一样，这种新趋势首先被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所接受，并落实到他们的育儿实践中。正如一位来自本德的名流社会父亲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几乎读完了所有关于如何做父母的书。至于比我们年轻的新一代父母，他们对此准备得更充分。孩子是一件大事。”

在当今美国，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认知和社交能力，往往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发掘孩子的潜能。这样一来，“模范父母”就成了一项需要父母投入大量时间和费用的项目。尤其是对那些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来说，“好妈妈”需要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资金，“好爸爸”当然也不能只是工作狂，而需要更多地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关心孩子的日常生活。如今，美国各行各业的家长都青睐准确教育，但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经济困难较大的家长，将这些新理念付诸实践会更加困难。

安妮特·拉罗是家庭史研究的权威，她在研究中明确了当今美国社会出现的两种育儿模式，即“协同培养”与“自然成长”。更重要的是，育儿模式是由父母的阶级地位决定的。

所谓养育型教育，主要是指中产阶级父母的养育方式，这些父母从一开始就对孩子的教育进行深思熟虑的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能力和文化素养，较终是为了孩子将来的成功，特别是在学校里表现优越。

自然放养式教育让孩子自在发展，更多地依靠自己的天赋和运气。在这种教育模式下，父母没有任何计划，对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也不太干预。这些父母在教育孩子时，更多的是依靠硬性规定和大棒，很少关注孩子的表现，对孩子缺乏鼓励，更谈不上讲道理和平等协商。如今，这种教育方式在贫困家庭中仍然较为常见。当然，即使在下层阶级中，自然放养式教育也在逐渐被抛弃。

在多数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父母教养规范呈现出普遍的阶级差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致力于培养自主、自立、自省的下一代，希望孩子自尊自立，具有做出主动选择的能力；相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往往注重纪律和服从，要求孩子严格遵守父母制定的各类规矩。图3-1就说明了这种阶级分化。较左边一栏代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也就是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父母。这类父母强调服从，而非自立。其中，多达65%的父母把教育目标定为孩子的服从，只有18%的父母更注重孩子的自立；边一栏代表获得研究生学历的父母。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在教育方面的偏好恰恰相反。 多达70%的家长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孩子自立，只有19%的家长更注重孩子对家规的服从。也就是说，上层阶级的家长与孩子的关系更平等，更愿意与孩子讲道理，让孩子出于感改正自己的行为；相反，下层阶级的家长更倾向于使用体罚来达到管教目的，经常会打孩子。

教养方式的阶级差异还体现在父女的语言交流中。有学者对父女日常的语言交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如图3-2所示，如果算上获得专业专业学位的高学历父母，他们每年对孩子说的鼓励性话语有16.6万次，劝阻性话语只有2.6万次。相比之下，工薪阶级父母每年表达这两类话语的次数分别为6.2万次和3.6万次，而靠社保生活的父母鼓励性话语较少，批评性话语较多，同比分别为2.6万次和5.7万次。

上述基于阶级的教养方式划分，堪称“拥抱还是打耳光”的问题。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是：这种阶级划分为何如此两很分化，却又如此普遍？此前，学者们倾向于将这种阶级差异归因于难以界定的“工人阶级文化”，但如今脑科学的研究显示，越是贫穷、受教育程度越低、社会越孤立的父母，越有可能成为“棍棒教育”的信徒，对孩子越严格、要求越严格，随意使用体罚。这部分是因为父母本身也承受着习惯性的生活压力。谈及虐待型母亲，受访者伊利亚说：“我妈妈每次下班回家，看到账单堆在桌子上，碗碟无人洗，儿子的房间像狗窝一样，整个房子乱糟糟的，她生气也是正常的。我妈妈经常对我发脾气，我也不怪她。”

用棍子严厉管教孩子，甚至诉诸体罚，并不是“工人阶级文化”所特别的选择，也不单单是父母在生活中所经历的压力所致。名流社会家庭和下流社会家庭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里，很多时候，养育模式的差异只是对阶级分化的合理回应。富爸爸可以自然地采取社会学家弗兰克·弗斯滕伯格及其合作者所说的“推动”策略：在舒服的环境中发展孩子的才能。这种家庭环境可以提供充足的机会，同时避免大部分危险。但相反，穷爸爸只能采取“防御”策略，在贫民窟养育孩子，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的靠谱：“在这种适者生存的地方，你需要要狠！”

大量证据一再表明，如果你观察富裕且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如何教育孩子，关键词就是修养、善良、温暖、主动关爱，较终是合理的管教——简言之，多拥抱少打耳光——而名流社会父母的养育方式更能培养孩子的情商和社交能力。Ilya 直观地意识到：“如果你总是责骂孩子，抱怨他们一事无成，较后只能成为渣男，那么他们将来也只能成为渣男。”

不同阶级的父母有不同的养育方式，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其后果显然是深远的。我们看到贫困与儿童智商和情商的发展存在普遍的相关性，但如何解释这种相关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贫困和富裕父母养育方式的差异，包括认知兴奋（如给孩子读书的频率）和社会参与（如鼓励孩子参加课外活动）。例如，父母只需给孩子读书，就能促进孩子的发展——无论他们的识字能力、语言能力或参与程度如何。育儿医生简·沃德福格尔和伊丽莎白·沃什布鲁克发现，在学校学习的主动性方面，富裕和贫困儿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衡量标准是4岁时语言、数学和语言测试的成绩。至于如何解释这种差异，两位医生发现，养育方式的差异是较重要的解释因素，包括家中是否有书籍、带孩子去图书馆的频率，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爱和日常照顾。

近年来，父母教养方式的阶级差异是否正在扩大？要找到确凿的证据并不容易。个困难是能否找到一致的可量化指标。接下来更大的挑战是需要多年可重复、高度一致的观察结果。但无论如何，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家庭晚餐。通过观察美庭餐桌上的变化，我们可以讲述一个完整的美国故事。

沃德福格尔在研究中指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家庭晚餐仍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生活轨迹。沃德福格尔教授指出：“每周至少与父母共进晚餐五次的青少年在很多方面表现得更好：他们吸烟、喝酒和吸食的可能性更小，打架的次数更少，婚前的次数更少……被停学的可能性更小，平均成绩更高，上大学的可能性更大。”

如图 3-3 所示，从 1970 年代中期到 1990 年代初，家庭聚餐在美国各个社会阶级中都变得越来越不常见，因为父母双方都工作，协调家庭时间变得尤为困难。然而，在 1990 年代中期左右，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家庭交谈机会减少的趋势戛然而止，但在只有高中教育的家庭中，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没有停止或反弹的迹象。单亲家庭当然很难一起吃家庭聚餐，但这并不是造成这种阶级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因为这种变化以双亲家庭为带领的事实仍然如此。其结果就是我们在本书中反复遇到的剪刀差图表——揭示了富裕和贫困儿童的童年经历变得越来越不同。

家庭聚餐不是的，不要把孩子成长中的问题都归咎于有没有家庭聚餐。但家庭聚餐可以反映出父母是否为孩子做出了无形却意义重大的投资。那么，90年代到底发生了什么？仅凭数据很难讲出一个连贯的故事，但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合理的解释：由于新的教育理念认识到了亲子互动对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更容易接受新理念，从而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相比之下，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在接受新理念方面总是落后，或者因为生活的艰辛，家庭聚餐对他们来说即使可以期盼也是遥不可及的。

当今美国父母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的时间和费用比前几代父母更多，而且这一趋势无论在哪个社会阶级都是普遍存在的。新一代父母增加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认知和社交能力的培养上，尤其注重学龄前儿童的照料。不过，富爸爸在教育方面投入费用和时间的速度比穷爸爸更快——家庭聚餐只是冰山一角。

增加对孩子养育的投入，往往意味着削减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私人护理、家务或其他商品。各个阶级的父母都在削减其他开支，把资源集中在孩子身上，但别忘了，经济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不少有更多的钱，还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夫妻可以分担养育孩子的任务），自然也能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对孩子的投资。相比之下，往往是单亲妈贫困父母则无力做到这一点。长此以往，对下一代教育投入的阶级差距会越来越大，成为鸿沟。

《我们的孩子》，罗伯特·帕特南著，田雷、宋鑫译，原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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