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恋群体调查：争取社会理解及宽容

    经历十年的组织化过程

    1983年，著名性学家怀特姆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得出重要结论：这些社会中都存在现象，在人口中所占比率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倾向既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减小，也不会因为社会规范的宽容而增多(见李银河《亚文化》)。

    美国社会学家劳曼在1994年的调查表明，约有8.6%的女性在青春期后有过对同性的望或者性经历，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中至少有3%的女性是绝对的者。在中国也是如此，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不情愿地走上了红地毯，然而这些新娘中的很多人无法适应性取向的被迫转变，甚至可能终身无法从夫妻正常的中得到快感。

    戴眼镜的小闲看起来像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一说起话来更是如此。小闲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大学教师，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而不是很多人认为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那种问题家庭。

    和TONY一样，小闲有过青春期爱慕的同性对象，但在大学里才开始与同性拥有实质性的爱人关系。因为“恐惧”(惧怕自己成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曾经尝试进入“正常的”生活，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她的改变是在1997年去美国留学以后，大学里的学生小组以及本地的报刊，使她开始不再回避自己的性取向。就在那年，她通过电子邮件组接触到一些中国留学生和移民中的“拉拉”，于是成立了名为“紫凤凰”的网络组织，为身在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拉拉”提供信息、联络和心理支持。

    小闲记得，“紫凤凰”成立之初便收到一名广东女子的来信，声称自己是“拉拉”，希望离开婚姻，却遭到丈夫的辱骂和殴打，甚至到单位闹事。而更多的信件来自于婚姻内的中年妇女，希望她们介绍更多在国内的“拉拉”互相认识，这种情况直到1998年以后互联网在国内逐渐普及，网友的聚会开始剧增才改变。

    按小闲的看法，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的性恋公开活动，可以追溯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少数与国外有联系的北京“拉拉”，在世妇会讨论性恋问题的相关单元，有过一次聚会，算是大陆性恋活动的初试啼声。此后至1998年期间，似乎只有一名在京的30岁英国女人苏茜和友人，在自己家里举办过一些秘密的小型聚会和交友沙龙。

    1998年夏，一些男性在北京召开了首次秘密会议，在30多名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参加者中，有不足10名女性者。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组织化的问题。

    两个月后，有三十余人参加的性恋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成立组织和展开活动。“北京姐妹小组”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它的活动时间是在1998年底至2001年5月。小组有自己的办公室，每个月召开一到两次讨论会，并开通了大陆第一条性恋热线，做了一份名为《天空》的性恋杂志。这份不幸的杂志在小组存在的三年中一共做了四期。在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以后，小组计划在2001年4月至5月召开首届志文化节，这个离经叛道的活动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在开幕前夜被取缔，原来准备的影视观摩、舞台剧、时装表演和文化讨论，也仅仅出现在计划书上。

    2004年小闲回国之后，在2005年初组织成立“同语”，这是一个由组成的公益性小组。在“同语”的宣传册扉页上，写着她们的宗旨“平等，多元，和谐”。

    现在的“同语”有两条志热线，在每个周日下午2点至5点开通，保持着每月30个以上电话的访问量。小组中的妇科学生为“拉拉”提供医学帮助，收集和翻译国外的“拉拉”保健资料，做健康讲座。“同语”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小的关注，已经在北京大学和“博客中国”参与过特邀沙龙，并接受过DR丹麦国家广播电台、BBC英国广播电台和《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采访。

    以艾滋病调查为主的NGO“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给“同语”经济上的支持，并无偿提供开会场所；还支持“同语”开展在“拉拉”中间的健康调查。著名学者张北川主持的在同志人群中进行艾滋病的预防工作的“朋友通信”项目，也为“同语”每年提供一定的小组经费。

    脚踏实地争取权利

    假如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活动开始算起，大陆的组织化和公开化进程已逾10年，相对于数十个半公开的男性组织，和学界对男性的广泛关注，总体来说，“拉拉”组织到今天仍然基本处于沉默和尴尬的境地。

    小闲总结以前的教训认为，或许是因为大家太理想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等观念相联系，所以遭到较大社会阻力。小闲认为，必须采取更为妥协的方式，不必急于要求结婚等权利的一步到位，而应先去了解现实的处境和社会的态度，并渐进地反映自己的需求，直到最终“浮出历史地表”，达到社会观念的改变。

    安可的这个聚会马上就要搬家了。一个星期以后，聚会活动将改在一栋甲级写字楼的顶楼餐吧进行，2003年的1月，安可曾经对在那里进行一场文艺演出有过周密的计划。安可希望此举可以扩大规模和影响，让妇女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出来支持女人，争取让社会对女人的关怀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家庭暴力和计划生育方面。

    而小闲则向记者澄清一个长期的误解：似乎者的性都是放纵的。她说，事实上者之间的感情和异性恋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多者甚至觉得自己更加专一，更加希望找到天长地久的伴侣。

    小闲认为中国内地对的关注太少，而且基本都集中于艾滋病的预防方面。由于“拉拉”群体没有性恋有那么强的艾滋病压力，所以得到的关注便更为稀少。说到此，小闲流露出对媒体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希望媒体对此做出报道，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她们；另一方面又害怕报道以偏盖全，反而使人们更增加对“拉拉”的认识误差。

    小闲建议记者不要提及她曾经就读的大学和所学的专业，因为她的父母一直为她的生活方式忧虑。

    “所以我说”小闲笑笑说，“我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文中所提到性恋者名字均为在圈内的称呼)

    进入大学课堂的研究

    ★本刊记者/孙冉

    2005年9月的新学期，复旦大学本科生公选课中将会出现《研究》这门新开设的课程。据开课老师、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介绍，这个既定名额为100名学生的课程，选课伊始就被选满了，很多学生因为选不上课而惋惜。两年前复旦公共卫生学院曾开设另一门与相关的课程《健康社会科学》，该课程虽然只是面向4名硕士生的，却在两年内吸引了1745名学生来旁听。

    2003年，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开设《健康社会科学》时，本意是为进行预防艾滋病教育，同时也想给医学院的学生补补人文和社会科学课。

    在第一节课上，高燕宁教授曾问学生，如果从的角度来预防艾滋病，你知道在哪里吗？你知道如何和他打交道吗？你知道怎么说服他用避孕套吗？你知道他对的感受吗？“如果医学上连这个都不知道再谈预防艾滋病，实际上是被架空的，所以我想让医学院的学生对这个群体增加了解，这样才能在他们日后的工作里更好地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在开课的两年时间里，高燕宁教授请来了如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白先勇等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学生反响强烈。他还带领十几名学生去同志酒吧、男妓场所、公园、舞厅等活动场所进行实地考察。

    “大部分的学生在上课之前从来没见过，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活生生的感受，很多学生听完课变得更宽容了，这是我们开课前也没有预料到的。”想到当初为了开设这门课，复旦研究生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考虑再三都无法决定、上报到学校党委才获得特批通过的艰难，如今这个变化令高燕宁教授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随着《研究》课程的开设，这一涉及性取向和性别研究的课程将会介绍给更多的学生，“即使学生是出于好奇来选择这门课程，也并不是坏事，如果因为好奇而能让更多的学生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对学术是非常有好处的。”孙中欣博士告诉记者，“我并不担心一百人的大课上同学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在争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学习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