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南春--“唐时宫廷酒”身世大揭谜

　　近日，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脍炙人口的四川绵竹剑南春“天益老号” 酒坊遗址从全国22个“重量级”侯选项目中脱颖而出，入选“2004年十大中国考古新发现”，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有专家指出，四川绵竹剑南春酒坊遗址的入选，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源远流长的酒文化增添了一笔奇闻壮彩，折射出剑南春自身的深厚文化积淀，而且它的入选在当代中国考古界也具有某种“里程碑”的意义，预示着中国考古学愈加重视工业文明的发展新方向。

　　千年延绵“唐时宫廷酒”

　　众所周知，绵竹剑南春、宜宾五粮液和贵州茅台乃中国最为著名的三大白酒品牌，其中文化底蕴最深厚、历史延绵最悠久当推剑南春，多少年来“唐时宫廷酒，盛世剑南春”广入人心、有口皆碑。事实上，在四川绵竹，关于剑南春发源的民间传说和文献记载颇为丰富，且神秘而传奇，剑南春的历史大概远不止起于“大唐盛世”。

　　其一，古蜀说。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出土了大量形态和容量各异的青铜及陶瓷酒具，说明当时古蜀国酿酒业已有相当的工艺和规模。而绵竹距三星堆仅几十公里之遥，并且同属马牧河水系。若以此推算，剑南春当有“四千多年”的酿酒历史。

　　其二，战国说。绵竹金土村发掘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铜垒和提梁壶等精美酒器，则至少说明战国时期绵竹酿酒业就有可能已经存在并且达到相当的水平。若以此推算，剑南春也当有“二千四百年”的酿酒历史

　　其三，汉代说。其物证是四川新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酿酒》图，有学者认为图中表现的是蒸馏酒生产工艺，而剑南春也是蒸馏酒，且绵竹与新都同属成都平原土地肥沃、农业发达之地，剑南春起源于此也不无可能。若照此推算，剑南春也该有“二千年”的酿酒历史。
这些说法似乎都意味着剑南春酒文化源远流长，发源至今已延绵数千年。然而，当代剑南春酒定位为“唐时宫廷酒”，其特殊的历史依据与文化价值又在哪里呢？

　　剑南春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就始于唐朝，而且还被指定为宫廷御酒。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年至625年），有了“剑南道烧春”之名，据当时的中书舍人李肇在《唐国史补》中记载了闻名全国的十三种美酒，他写道：“酒则有……荥阳之土窖春……剑南之烧春。”。唐时绵竹隶属于剑南道，“烧”是指“烧酒”即蒸馏酒，“春”是原指酒后发热的感受，唐人引之为酒的雅称，因此“剑南之烧春”指的就是绵竹出产的美酒。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剑南烧春”被定为皇室专享的贡酒，记于《德宗本纪》。相传，唐代“诗仙”李白青年时代曾在绵竹“解貂赎酒”痛饮美酒 ，留下了“解貂赎酒，价重洛阳”的佳话。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一个时代，国力昌盛，百姓和乐，文化灿烂，艺术繁荣，盛世唐朝是五千年灿烂中华文明的文化表征，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光荣和梦想。当代，剑南春酒定位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不仅来源于唐史的确切记载，来源于剑南春自身的文化渊源，而且以传世美酒凭古喻今，着力将剑南春酒打造为承接“大唐盛世”与“当代盛世”和乐升平的文化符号。2002年剑南春集团斥资打造的大型时尚诗乐舞剧《大唐华章》在全国巡演，气势辉煌地展示了盛唐社会生活画卷以及剑南春酒浩瀚精深的文化内涵。

　　继唐代以后，绵竹酿酒业发展更具规模，史料记载则更为详实。根据《宋史?食货志》记载：“绍兴十七年，省四川清酒务监官，成都府二员，兴元遂宁府，……，富顺监官并汉州绵竹县各一员。” 宋代绵竹县与州府并设减酒监务官，表明当时绵竹的酿酒业已具有州府一级的规模，是重要的产酒之地。此外，据民国《绵竹县志》记载，绵竹县仅棋盘街、滚子坡两侧在清代初年就有20余个酿酒作坊，主要生产“绵竹大曲”，而“绵竹大曲”创始于清朝康熙年间，迄今也有300多年的历史。

　　2003年4月到2004年11月，剑南春“天益老号” 酒坊遗址的考古发掘科学地证实了绵竹酿酒业的千年历史延续。在发掘现场，考古学家不仅发现了规模宏大、生产要素齐全的清代至民国时期酿酒作坊群，而且还发现了宋代堆积层。由于时间仓促，考古学家仅将清代至民国时期酒坊遗址申报“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的成功入选充分证明了剑南春酒坊遗址的重大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

　 全程参与酒坊遗址考古发掘的绵竹文管所所长宁志奇透露，800平方米的发掘面积相对1.2万平方米的遗址总分布只是“冰山一角”，随着发掘工作的继续，剑南春酒坊遗址的年代可能会越往后越久远，他预言“不知道还有多少惊喜藏在那块神奇的地底下”。 　　入选“十大”预示考古新方向

　　2004年底，一年一度的“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在北京精彩揭幕，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三大权威机构联合向全国发出“英雄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将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项目十万火急上报京城，同全国21个“重量级”候选项目展开激烈角逐。

　　今年4月17日，评选结果尘埃落定，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摘得桂冠，入选“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而此前最受传媒追捧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却因考古发掘仍需时日而扼腕惜败，本年度评选竞争之激烈可见一斑。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入选“十大新发现”，全国上下为之震动。谈及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当选理由及其学术价值，本届评选活动的评委会主席、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徐苹芳称，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主要体现了两个重要特色：一是它展现了从原料浸泡、蒸煮、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到废弃用水的排放等传统酿酒工艺的完整流程；二是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完整清晰，全面反映了清末民初时期，绵竹这样一个独具特色的手工业城市的经济状况，这在以政治中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城市里是很罕见的，很有新意。

　　兴许，徐苹芳评价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较之于其他考古项目的“新意”恰巧预示了当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新方向。自199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首届开办，迄今已是第15届评选。纵观前14年届的评选结果，“以年代取胜”几乎成为历届“考古新发现”评选的一条金科玉律，历史越是古老越有价值，名次公布也以历史年代为序，而且入选几乎都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考古项目，如上届入选的商代甲骨文、黄河故道的汉代图景、山西襄汾市陶寺史前城址等等。本届评选，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入选无疑是打破了“常规”，以清朝至民国初年的“工业考古”项目击败了历史久远的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而入选。按照“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评选活动的三个标准即考古发现是否真实地具有“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最有新意的“科学价值”就在于它恰好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即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这一特定历史“转型期”的典型代表和实物载体。

　　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发掘取得重大成果，清理出土一大批和白酒酿造工艺密切相关的遗迹现象，包括酒窖26口、炉灶5座、水井1口、晾堂2座以及粮仓、池子、水沟、蒸馏设施等各种生产要素齐备；同时既发现了大曲窖，又发现了小曲窖，这在过去任何酒坊遗址发掘中所未见的；遗址酿酒设施布局配套完善，清晰地展示出从原料浸泡、蒸煮、制曲、拌曲发酵、蒸馏酿酒、废水排放等中国传统白酒酿酒工艺的全过程；同时遗址整条街“前店后厂”布局正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过渡时期的手工业城市的典型格局。

　　评选过程中，有专家尖锐地提出，评选的是“考古”的十大新发现，而不是“国宝”的新发现，因此“以年代取胜”并不是“考古新发现”评选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历届“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力图通过评选向大众介绍具有里程碑性质和文化标志意义的考古大发现，不仅以“文化价值”、“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为三大评价标准，而且尤其注重“新内容”和“新材料”的发现。剑南春“天益老号”酒坊遗址的入选，无疑是本届评选对“工业考古”这一“新内容”和“新材料”的注入，并且预示将来“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对于近代工业社会考古项目的关注，这种评选视野的拓宽对于中国当古界、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来说都具有某种非凡的意义。而也这正是象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考古项目因发掘尚需时日、不足以说明价值而落选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