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灾区心理

　　在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的自杀身亡，引起社会对灾区干部心理问题的关注。有关心理学专家介绍，受灾的幸存者焦虑之后是抑郁，严重抑郁的结果是漠视生命，大灾之后的半年，是受灾幸存者的心理极限。 

　　就在董玉飞自杀后的第21天，地震重灾区平武县移民办主任罗世斌，因过度劳累去世，年仅45岁。这一事件提醒人们，灾区干部的生理问题也不能忽视。

　　记者近日再次走访四川重灾区，发现在极端个案的背后，是许多基层干部震后持续半年的不间断工作，他们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那一瞬间真想把手机砸了！”

　　老严(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系化名)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的一名科级干部。茂县距震中汶川仅42公里，地震后，这里成了重灾区。

　　地震当天，老严和同事们一样，从楼房里连滚带爬地逃出来，所幸没有被掉落的砖头砸中。“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大的地震。”老严说，“跑出来后，我跟同事说我们都成灾民了，恐怕要去逃难了。”

　　老严的“灾民”身份只持续了几个小时。随着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迅速成立，全县各级干部全部投入抗震救灾中，老严开始奔波于全县的每一个角落，逃难成了他嘴边的一个笑话。

　　从2008年5月12日晚起，老严和所有干部一样，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划出了“灾民”的圈子，直到10月30日，连续171天没有休息。

　　老严清晰地记得，自己在171天里跑遍了全县149个村、427个村民小组，最远的一个村民小组需要驱车两个小时，再加上3个小时的步行。

　　“前两个月基本都是应急状态，每天精神十足，两个月以后，开始感觉到伤心、疲劳了。”震后两个月，老严开始有时间挂念亲人。老严说，那时每天在外都担心家里的老人和儿子，一有空就禁不住思念几年前逝去的妻子。

　　2008年10月31日，是羌族的羌历新年，为了缓解工作压力，茂县决定各族干部统一放假5天。

　　老严打算好好地睡上一天，再陪老人孩子吃一顿团圆饭。可10月31日早晨，随着手机发出一阵震动声，老严的美梦被惊醒了。

　　“一听到手机震了，我就知道肯定又有什么事，那一瞬间真想把手机砸了！”老严告诉记者。

　　那天，老严的任务是协助一批专家，对全县地质灾害点进行排查。整整一天的奔波，让老严好好睡一觉的愿望泡了汤。那一天里，老严几乎每半个小时接一次电话。震后的第1天假期，依然在奔波中度过。

　　“太多的细节需要协调，就算在家休息，这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也让人没法清静。”老严一脸疲惫地说。和记者谈话的将近1个小时里，老严的手机响了7次，在第7次挂断电话后，老严紧紧盯着自己的手机，苦笑了一下。

　　他打趣说，现在余震来了基本不会往外跑，但是手机震了，那十有八九要往外面跑——要出门办事了，所以手机震动可比余震可怕啊。

　　即便如此，在171天中，老严从没关过手机。“可不敢关手机噢，大大小小的事那么多，老百姓都在等着我们，哪个干部敢关机噢。”说到关机，老严立马表示了否定。

　　成家的干部比光棍更孤独

　　2008年11月3日，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的心理学专家格桑泽仁教授，在对茂县干部群体的心理调适中，抛出了一个问题——你在忙什么？

　　老严说，就是在忙，各种繁杂的事务和会议占去了大部分时间，剩下的时间就是下乡。

　　和老严一样，县卫生系统工作的干部小季，也是在下乡、开会、处理杂事中度过了171天。在国内奶制品安全问题最严重的日子里，小季跑了全县19个乡，把乡里每户有婴幼儿的人家走了个遍。

　　小季每天早出晚归，妻子小雨通常是在睡醒一觉后，看着小季走进家门；年幼的儿子每天晚上睡觉时，小季还没回家，早上醒来时，小季已经走出了家门。

　　“我儿子已经好长时间没和我说话了，我很。”小季翻出手机上孩子的照片，仔细地看着。

　　在四川省应急志愿服务总队的讨论会上，一位心理学老师曾提出“灾区干部的心中，孤独感会不会很强烈”的命题。

　　老严说，自己并不孤独，“妻子几年前去世了，儿子已经大学毕业了，我每天和同事们一起工作十几个小时，反而充实，不感到孤独了”。

　　小季则说，自己和家人都感到很孤独，“正常的生活全被打乱了，在连续高负荷运转下，在家的时间很少，家里感觉少了一个人，我感觉丢掉了一个家”。

　　老严告诉记者，他和小季之间的这种心理差别在灾区很普遍。单身的干部牵挂少一些，就不会感到太孤独，而成了家的特别是结婚时间不长的干部，长时间工作下来，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

　　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的万群老师认为，孤独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去化解，灾区干部由于工作强度大，可能会缺乏化解的途径，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老严通过工作来化解孤独方式，只是暂时把这种情绪压抑下去，但情绪没有得到适当的宣泄，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将来有可能产生更大的问题。

　　就算强制休假也不敢真正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