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我是从哪里来的”

    如今的年轻人回忆起各自青春期性教育问题，都会义愤填膺地抨击小时候所接受的落后性教育。关于“我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每个小孩都要问的问题，父母欲盖弥彰，老师不管不教。每个人都曾有过一段盲打误撞的“摸索”阶段，讲来真叫人哭笑不得。

    曾有一张世界爱滋病日的新闻照片，一个把自己打扮成避孕套的青年站在街头，手拿一张告示牌，上书“young people want better sex education now”（青年人现在就需要更好的性教育），其中“now”字大写，并下加双划线，以示强调。他又在标语下加了个括弧，内书“please”，口气几近哀求。看来，如何对青少年施行健康而正确的性教育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古代，母亲会在女儿的嫁妆里摆一只权当性教育教材的“压箱宝”。上世纪80年代，更有则新闻叫人痛心疾首，说是一对硕士生夫妇，结婚3年后还坚持以为只要两人同躺在一张床上，让各自的分子跳来跳去，便可顺利受孕。如今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可轻而易举地从网络、书刊、录像这些不健康地渠道获得所谓的“性知识”。因此，性教育问题也有其急迫性。

    部分欧洲国家在青少年性教育问题上观念相当前卫：挪威政府为性知识丰富的年轻人颁发“徽章”；德国儿童性教育画册在中国民中流传甚广；荷兰人从6岁起便接受性教育，少女未婚怀孕率已降至全欧洲最底点。

    良好的性教育有助于降低青少年发生性过错的几率。“我是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本该坦然对待，疏则通，堵则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