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饽饽”到就业难 反思博士教育“大跃进”

　　丁：博士生教育在中国大陆，不过二十几年的光景。前几年博士还是香饽饽，许多大学开出优惠条件争相引进，现在，报纸上已经开始讨论博士生就业难了。

　　谢：博士生多，是因为博士点多。最近几年，各地高等院校为增设博士点拼搏得十分热闹。前些年，一些地方院校，博士生的特殊待遇高于教授，引得许多学子纷纷争戴博士
帽。还有一些官员和老板，对高学历发生浓厚兴趣，也调动公款、私款，用各种方式“攻读”博士学位。博士点增长空前之快，博士招生数每年增长三成以上，现在已经突破三万，照这个速度，几年就要突破十万。有人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二十几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我看这是拔苗助长，水分很大。前些时候，杨东平主持了一个教育论坛。上海学者许纪霖即席发言，对博士大跃进提出尖锐质疑，引起一片掌声。他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丁：20年前，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在中国大陆是很高的。连一些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苏州大学的钱仲联教授只申请硕士点。钱钟书是学科评议组成员，他说，如果钱仲联只能指导硕士，我们都没有资格指导博士。于是评议组商定，钱仲联应当评为博导。现在，这种佳话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

　　谢：民国时候，硕士生的含金量也很高。何廉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第一次招研究生是30年代，培养出来的几乎都是一流人才。

　　丁：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第一批博士多数处于学术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学术领先地位就已经得到同行的公认。比如北师大的王富仁，复旦的葛剑雄。给予他们较高的荣誉和待遇，是合情合理的，对于学术的发展也是有好处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含金量便开始下降。老一代的博导退休了，去世了，他的博士授予权就转移到了本校本系本所本室的新一代人手里。如果新一代的导师也是国内公认的名家，博士点还算名副其实。但人们更多看到的不是青胜于蓝，而是二世而衰，乃至二世而亡。博士生越招越多，考生的整体质量自然与80年代前期不可同日而语。就算导师本人够格，面对生源质量下滑也无可奈何。一些名牌大学的博导发出博士硕士生源不如本科生的慨叹。更麻烦的是官员们也看上了博士、硕士头衔的好处，于是纷纷挤进来攻读在职博士、硕士，他们入学考试和普通考生就不是公平竞争。有人入了校，不上课，有些省级领导干部甚至让导师坐飞机专程到他的官府上门面授，还有官员的毕业论文是秘书捉刀代笔。现在，中国博士生的整体学术水平，不但不如80年代前期的硕士生，能不能超过那时的本科生，也很难说。

　　谢：现在，明白人已经不是看你的学位是什么，而是看你什么时候得的学位。如果是上世纪80年代拿的博士、硕士，含金量还比较高，越往后，泡沫越多。现在毕业的博士找不到工作，我看一点也不奇怪。如果你确有学术创见，发表了一流的论文，出版了一流的著作，比如像于建嵘博士那样，还用发愁找工作吗？可惜，这样的博士，在如今的博士生当中，占的比例很小。

　　丁：很多博士生无心治学，只求文凭。老师讲怎么做真学问他嫌烦。他感兴趣的是，怎么用最省力的办法把博士弄到手。

　　谢：能讲怎么做真学问的导师算是好的。有的导师本身就是靠包装假问题混上去的。还有的导师虽然有真本事，但招的研究生太多，博士十几个，硕士几十个，自己社会活动又多，几乎拿不出时间指导学生。这种局面，他自己也无力扭转。因为学校好大喜功。经济过热可以搞宏观调控。我看，博士教育过热，也应当宏观调控了。

　　丁：可惜的是，这种博士教育质量下滑，博士含金量降低的现实，并没有得到教育界的正视。他们还说，中国研究生招生数量偏少。许多地方院校对博士的盲目追崇有增无已。一些大学引进师资非博士不得入门。一些大学要求50岁以内的教师都要去攻读博士，否则不予评教授。一些年近半百的教授、副教授，只好放下日常教学，离乡背井，去攻读博士学位。在这种以增加博士点为首要目标的导向下，最受伤害的不是位居国内前十名的名牌大学，因为这些大学的博士点已经不少，想增加新点也不难。最受伤害的是那些地方大学。他们的财力本来就不如名牌大学宽裕，有限的财力和校系领导的精力，又都投放到争取设立博士点上。为了建立博士点，他们费尽了心机，天南海北地寻找学科评议组成员联络感情，拉关系。据说，为了增设一个博士点，投资数量达几百万元。在这样的气氛里，博士点的增设很难不演变为设租寻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