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青到首席代表

　    加拿大丰业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郭伯华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郭仲华
　　
　　郭伯华和郭仲华先生是兄弟俩，而且经历颇相似：他们曾在同一年开始了高、初中的法语学习，同时被卷入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一同下乡插队，并先后幸运地被推荐上大学，都学英文。大学毕业后都当过中学英文教员，都在煤炭部工作过，又先后进入银行业，当上两家加拿大主要的银行驻北京的首席代表。相似的成长轨迹使他们平添了一份理解和手足情深。与现在众多年轻的外企人相比，他们这两个“老三届”更多了一份对政治的关心，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
　　
　　懂英语为他们带来机遇
　　
　　插队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是刻骨铭心、永难忘却的。郭伯华回忆起那时的事，清楚得就象昨天刚刚发生似的。
　　
　　“开始时我上高一，当时头脑并不清醒，很幼稚。有一年时间认真地参加了运动，发现没什么意思就回家了。不用上课，开始时还觉得挺不错的，我记得那时有个顺口溜描写北京中学生的生活：‘三餐两觉一场球，几本小说放床头，睡眼方睁四点半，京密运河游一游。’我家离颐和园近，就和同学们天天到颐和园里玩。这种生活结束于1969年，那年我和郭仲华一起到延安插队。那里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我们住在土窑洞里，除了下地干活，用水要自己赶着毛驴到山沟里驮，吃饭要自己磨面自己做，烧柴要跋涉十余里到山下去砍了背回来，我记得那些柴上的刺扎透了我的鞋子，穿透了我的棉袄。”
　　
　　本以为要一辈子做农民了，幸运的是几年后兄弟俩分别被推荐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和山西大学。 郭仲华说：“上了大学后，我感到自己除了干农活，什么技能也没有，心里很惶恐，就拼命地学英语，尽管当时学习气氛并不浓厚。”
　　
　　1979年改革开放后，懂外语的人才开始变得抢手，1980年郭仲华通过考试调入了中国银行，负责接待外资银行在京设立代表处的工作，在当时写字楼、宾馆、出租车、飞机票甚至电话都很紧张的条件下，郭仲华与同事们一起圆满地接待多批外国银行高级代表团，并协助50余家世界著名银行在华开办代表处。
　　
　　1981年，同样因英语水平好，当时在煤炭部工作的郭伯华先生被加拿大丰业银行看中，成了首席代表的助手，因工作出色，于1984年担任了这家银行的第二任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也成为第一个担任外国银行驻华首席代表的中国人，作为一件新闻，著名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在第一版报道了他。
　　
　　成功与否尽在不言中
　　
　　郭伯华和郭仲华先生的办公室分别位于复兴门和门旁的高档写字楼内，他们的办公室都宽大明亮，又各有不同的风景。走进郭伯华先生的办公室，金融街畔的绿化美景尽收眼底，能有这种“眼福”的上班族应该说是寥寥无几的；而郭仲华先生的办公室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布置，一色儿深褐色的办公桌椅，古色古香的大理石面花盆架，挂在墙上的大幅国画和书法，将主人喜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表露无疑。
　　
　　在寸金寸土的写字楼内，办公室的面积和薪金、职位都被列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志，而这些郭伯华和郭仲华都拥有了很多年，但他们并不以成功者自居。
　　
　　“我能成为这个首代，也有很多客观因素。”与共和国同龄的郭伯华谦逊而平和，并不把这一些都归功于自己的奋斗，“加拿大人厚道、淳朴，待人宽容这种民族性是我能在较短时间里成为首代的重要原因，如果是在日本银行，不管干多少年，当首代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中国人做首代可谓‘物美价廉’，我们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市场，但我们的薪水显然比外籍首代要低许多，外国人来中国，要住在星级酒店，要经常带着家人外出度假，还要有许多其他补贴。”
　　
　　郭伯华说：“改革开放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处在这个行业中的人就好比顺水行舟，个人的事业也有较好的发展，回想我在煤炭部的同事，从总体上看就有一定的差距，我的经历极好地说明了个人的发展与整个行业、与国家的进步息息相关。”
　　
　　1989年初从中国银行调到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后，该行先后参与了中国许多项目的建设和投资，如北京国贸中心的建设、北方航空公司的融资、天津大无缝钢管厂的扩建、首钢煤改气工程、邯郸钢厂的筹资，还有许多炼油厂、化工厂、纺织厂和电子厂的建设。郭仲华先生坦率地说：“帝国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的项目我只是参与者，主要的决定权都在香港分行，因为银行这一行业要注意风险。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项目没有做好，损失了数百万美元，那要再做多少贷款项目才能赚回这笔钱？所以不少外资银行目前对于商业贷款持谨慎观望的态度。平心而论，我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无所事事的工作节奏。”
　　
　　“我离开中国银行时已在那里工作了九年，我离开时他们的挽留也是真心真意的。从长远来看在中国银行工作，发展的空间会更广阔一些，如果我当初没有离开，现在会怎么样呢？”郭仲华可能不止一次地思考这个问题。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郭仲华建议有意离开国有单位到外企的年轻人，多看一看，多想一想，三思而后行。
　　
　　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人担任外企中高层管理职务，被外企人称为“玻璃天花板”的现象也显露出来，在很多外企中，中国人做到首代也就做到头了。郭伯华先生也说他看到了这个玻璃天花板，但这里优越的办公环境、优厚的待遇正是许多外企人追求奋斗的目标，抛开这一切再重新开始，也不见得能收获更多。
　　
　　渴望为社会多做点事
　　
　　银行业与国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任何影响社会安定团结的风吹草动，都会使投资者产生观望情绪。与外国银行打了十几年交道的郭家兄弟，深知让外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信心对吸引投资十分重要，因此多年来他们一直以外企人的角色，致力于向国外投资者讲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身在外企，时时刻刻与外国人打交道，更加能体会到国家强盛的重要性，郭伯华和郭仲华对我国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也一直很关心，多次通过媒体积极地建言献策。1994年初我国取消外汇券，再次大幅贬值，而在1月初郭仲华在接受《国际商报》采访时预言：从表面看，存在一个贬值趋势，但随着生产力提高，商品丰富，货币价值增加，还是要反转成强势货币。该观点被国家外经贸部工作人员注意到，并安排中央电视台进行采访，他的预见性也被其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所证实。
　　
　　1997年初，在给有关单位的建议中，郭伯华和郭仲华提议应该成立专门机构，研究国际金融事态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冲击，后来的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了他们不是多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