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建设不应以牺牲中医为代价
上海中医药大学常务副校长 谢建群
上海海派中医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然而,随着大规模市政改造及旧建筑拆迁,这种独有的文化正面临灭绝的危险。因此,专家指出——
19世纪中叶上海始有租界,租界的洋人将其在母国的生活方式,包括医学带到上海。上海医学界吸取中西医两方之长,认为应该中西兼顾,集中医、西医于一炉,于是形成了以“开放、兼容、吸纳、创新”为特点的“海派中医”。
上海海派中医是近代中国医学史上独有的文化现象,她的学术流派、发展要素、学术特色、中西汇通等医学文化思想在海内外中医药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大规模市政改造及旧建筑拆迁,一大批代表海派中医药文化特征的遗址建筑在毫无保护措施的规划下被逐一拆除流失。近期笔者对照《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按图索骥多次亲临黄埔区、静安区等实地调研,方觉如今确能反映近代海派中医药文化的遗址已所存无几,抢救挖掘保护海派中医药文化遗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目前在上海各专业单位收藏的有关海派中医药实物、文献的规模和数量,对于系统研究和展示海派中医发展史来讲缺乏史料的完整性,而散落在上海各地的海派中医文化遗存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值得挖掘的广阔空间。
海派中医遗迹未列入保护对象
20世纪的前50年间,在学术研究方面:上海地区先后创办各类中医学校、中医社团、中医刊物,其遗留下来的遗址遗物内容丰富、数量众多。其中丁甘仁等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被载入中外医学史著作;上海发行各种中医药的报刊近150种;1934年由世界书局出版,陈存仁编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至1938年前已再版27版,该书还在巴黎的印刷展览会上得奖。
在临床医疗方面:当时的上海可谓全国名医汇聚之地。据《黄埔区志》记载,19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浦西地区是中医集中、名医辈出之地。其中,中医处方手迹、伤科膏药、外科用具、针灸器具、中医书、开业执照、诊所匾额存世不少。
在中药行业方面:自1695年上海中药店“姜衍泽堂”创建起,先后有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胡庆余四大全国闻名的药号诞生,各药号都拥有各具传统特色的名产品,在海内外享有盛誉。此外。近代上海其他各中药店制作的成药、制药盛药工具及与药店经营等有关的实物也极有传统文化特色。
然而,经笔者调查,目前上海尚未有一处海派中医药文化遗址被列为保护单位。海派中医药文化遗产有待挖掘拓展,遗憾的是有些已因前期城市改造而彻底流失。
中医的鲜活靠师带徒传承
海派中医药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始于2007年6月,中医正骨疗法(石氏伤科疗法)被确认为上海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6月,其又被批准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时期被确认为区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还有雷允上六神丸制作技艺、蔡同德膏药制作工艺、楚氏伤科、群力草药文化、致和堂药号、人寿堂药号、陆氏伤科等11项,从而开启了对于上海地区中医药领域非物质文化的研究保护工作。在有海派中医流派传人的医疗机构,大多成立了名老中医工作室,希望通过师带徒的方式使名老中医的临床技能得以传承。
关于中医药技术的传承,笔者最近请教了从中药三厂退休的钱振尧先生。这位曾参加过新中国首部药典编写工作的“老药工”告诉我,中医中药如果没有严格的师带徒的技艺传承,徒弟是无法掌握精细严密的操作流程的。师徒传承的鲜活、直观和实用性,是书本知识难以比拟的。书本知识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知识来自于那些只可意会而难于言传的经验。如今师承的工作几乎停滞和断代,这影响了中医药的发展。对于中草药的鉴别面临失传的事实,钱先生认为应该是传统和现代技术相结合,而不能一味依赖现代仪器分析。为有利于中药制作技艺代代相传,可设想在童涵春、雷允上、蔡同德、胡庆余四大药号内开辟各具特色的制药工场展示室,弘扬海派中医药的传统制作工艺。
加紧海派中医入遗
对于海派中医药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在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领导下,对上海市与海派中医活动有关的遗址遗迹进行全面调查,依法登记、建档,在此基础上,分类制订保护规划。如对遗址进行挂牌,或者修整复原作为纪念性场馆对外开放。
对于散落在民间的与海派中医药相关的遗物,可以鼓励市民提供线索,汇集这些零散的收藏举办专题展览或出版相关图录书籍,也可以鼓励市民将这些收藏捐赠给专门研究机构珍藏,或拨出专项经费让专门研究机构开展征集活动。
对于海派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针灸科、推拿科、眼科、喉科、中西医汇通派等各流派的独门绝技,尽可能纳入非遗保护对象。同时也要重视流派之外的民间验方、制药工艺、针推手法等的收集研究和保护,处理好知识产权保护与传承发扬的矛盾。
成立专项基金,支持研究机构或个人开展对海派中医药文化遗产的研究工作,为其举办海派中医专题展览、出版画册、拍摄电视专题篇、开展中外海派中医学术交流创造条件。
- 2011-04-21城市建设不应以牺牲中医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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