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围城，到底烧还是不烧

　　 无意外地，上个月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垃圾焚烧问题成为人大代表们参政议政的焦点，依旧各执一词，难成共识。这样的争议或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重演。

　　此间，1月29日，被公认为反烧派代表人物的中国环科院赵章元研究员，再度公开发文《问责市政管委》，矛头直指北京的垃圾处理积弊，呼吁“立案调查”，而此前一周，被民意一度归为主烧派的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的总工程师徐海云也公开回应争论，以“月亮上有只猴子”为喻指责之前的不实言论，坚称焚烧是“科学而无奈的选择”。

　　这大半年，诸如江苏吴江、广东番禺等地的反垃圾焚烧的具体风波，大多以政府的妥协，焚烧设施或下马或搁置而告终，但所谓的主烧派和反烧派的争论却没有走向停息，相反愈显白热化，愈从技术争议走向对各自利益、学识、立场的全面论战。而现实中，“地方在观望，等着中央表态”。

　　数月胶着之后，关于垃圾焚烧的战端再起于冬日隔空喊话的情势被打破，正面PK之势似无可避免，这亦会使讨论和思考有望被引向深入。

　　赵章元：拷问市政管委六宗“罪”

　　王久良的“垃圾围城”图：从Google下载的地图上，中间为北京市，四周的黄色标志为王久良拍摄过的垃圾场。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地区39°52′60″N116°37′30″E 某小区外的一片空地，每天都有数辆次机动三轮车前来倾倒垃圾，而每隔三两天便会就地焚烧一次，伴随着浓烟的是刺鼻的气味。（图：王久良）

　　北京市丰台区长辛店镇39°52′22″N116°11′20″E 位于卢沟桥以北直到鹰山南麓的永定河西测，令人惊诧的规模，近10年的疯狂填埋，复杂的垃圾成分加之在此倾倒数年的陈年老粪，使永定河面目可憎。（图：王久良）

　　 “我对问责一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论据负责，我对所写的全部文字负责到底。”本周二，赵章元坚定地对南方周末记者重申，到底谁在撒谎，谁在误导老百姓，就让历史来见证。

　　1月29日，赵章元在其博客上发表了《问责市政管委》一文，直指北京垃圾处理工作的多年积弊，并问责北京市垃圾主管部门，尤其针对个别负责人，“除去那些不可推脱的客观原因之外，是否还存在市政内部的主观原因？为了改进工作，总结教训，少走弯路，是否需要认真总结一下工作上的漏洞，并对主要负责人问问责？”

　　他的态度一如近一年来在反对垃圾焚烧上的决绝，在问责一文的最后，甚至呼吁“立案调查”。

　　他在电话中说，这些关键的问题他早在一年前就已写好，一直期待相关部门在此问题上有所改进，但未能如愿，不得不以此方式公开，希望能引起各方重视。

　　这篇近五千字的长文中，分六个方面展开论述，其中不乏触目惊心的图片和一些足可对号入座的具体事例，明眼人均可猜测文章目标所指。

　　在赵章元看来，北京的垃圾工作长期处于一种盲目管理状态，已经到了该总结工作漏洞，该痛下改进决心之时。

　　他在文中回顾说，8年前，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对北京四周三座垃圾填埋场进行渗漏污染检测后发现地下水被污染，当时的有关负责人知情后表示要继续深入工作，尽快研究解决办法，但哪知两年后，北京有些垃圾填埋场附近的优质地下水被污染了12平方公里，赵在文中指责，“就这样致使首都的地下渗漏污染错过了最佳防范和治理时机，污染日趋严重！”

　　赵还提及六里屯垃圾填埋场选址问题，主管部门把下属管委上报的“方圆2公里无人烟”报告作为选址的理由，上报审批，以至于造成了后来六里屯垃圾填埋场的错误选址，影响至今。

　　而对于一直以来的六里屯垃圾焚烧的反建风波，赵指出原国家环保总局曾要求该项目在进一步论证前应缓建，然而北京主管部门迟至今日尚未进行“进一步专家论证”，却不时地在媒体上发布欲开工建设消息，引发民众的反弹情绪，直至2009年3月，环保部环境影响评价管理司再次重申强调了上述意见。

　　公众对垃圾填埋场说不，对垃圾焚烧更是反感，然而，相关专家为什么说垃圾焚烧不会产生二恶英，成熟技术可控？赵章元在文中指责，这些专家和“幸运群众代表”能免费出国考察，而专家背后更是利益悬疑。

　　他在文中甚至举例，一位相关责任人在视察某垃圾综合处理企业后竟私下提出了苛刻的个人利益为推广条件，因为无法满足私利，回京后便将这一重大发现长时间隐藏起来，避而不谈，遂致力于“垃圾焚烧大业”。

　　而垃圾处理政策，赵批评有关部门多年来思路摇摆，转圈误事，早前是政府统管包揽，之后改为产业化管理，由企业具体操作，政府部门监督管理，可近期遇到垃圾困境后又提出要“收回政府管”、走公益事业的办法。

　　文章发表数日来，赵称还未看到被指责部门及相关对象的正式回应，他表示这是意料之中，“他们始终都拿制度缺失说事，把责任推到政府层面，其实就是戏弄老百姓。”

　　按照赵章元的设想，他希望通过“问责”一文，把这方面问题客观呈现出来，并能在今年“两会”前形成议案、提案，引起高层重视。目前，赵称已把“问责”稿发到相关人士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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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梁伟驰

　　王维平：“如果有利益勾结，可去举报”

　　面对记者带来的“问责”打印稿，北京市政管委副总工王维平说之前未曾见过，现在也不想看，在他看来，与其说赵章元是垃圾处理方面的外行，不如说是伪专家。“我鄙视自己不懂就到处乱讲的人。”

　　“媒体报道要公正客观实事求是，而不是炒作。”本周二下午，王维平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他几次坦言，北京市政管委在垃圾处理方面确有不足之处，急需改进，并称之所以造成公众强烈反对垃圾焚烧，与该领域缺少相关规范制度有关。

　　他不同意媒体一直以来人为地将专家分为所谓的主烧派和反烧派，他称业内专家没有反对焚烧的。对于垃圾焚烧的争议，他推荐自己最近一次接受《人民日报》采访的文章，“我的观点都在上面了”。

　　这篇题为《“垃圾围城”，如何突围》的文章中，王主动提及垃圾焚烧，“现在，有些公众谈‘烧’色变，以为垃圾焚烧一定会致癌。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从技术角度讲，焚烧完全可以达到对环境安全的程度。”

　　受访过程中，他激动得几次站起身来，厉声喝道：我实在不想跟他较量。一个人想出名有很多办法，除了网上炒作，光着屁股上街跳舞，照样也能出名。”

　　垃圾焚烧的争议在持续的发酵中，不可避免地从技术和环境危害的科学争论深入到对背后的利益的质疑中。

　　对此，王维平很坚定地反驳，如果赵章元真发现我们在其间涉及个人利益问题，可以去检察院、去反贪局告，“如果没有证据，就是污蔑。”“垃圾焚烧技术早已成熟，在国际上是垃圾处理的主流技术之一。”王维平说，尤其日本、德国、荷兰、法国、美国，其垃圾焚烧占垃圾处理中很大比例。“不能因为现实中垃圾焚烧有污染，就反对这项技术。中央多部委支持垃圾多元化处理，不能把舆论引到与政府决策的对立面上。”他说，垃圾焚烧之所以产生了污染，源于国内这方面缺少监督管理处罚制度，还没有垃圾焚烧这一专门领域的操作、运行规范，市政管委对违反者处罚也无法可依。

　　王认为，正是因为制度缺失，才让一些负责垃圾焚烧的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减少工序，偷工减料，最后造成超标污染，又无处罚依据。

　　王维平开玩笑说，“我的鼻子就是检测仪，每次一去垃圾填埋场，一闻就知道是什么气体超标，所以，我非常同情周边的老百姓。我们作为环境工作者，没有管好垃圾场，惭愧。如果我们还没有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我们会更惭愧。”

　　他告诉记者，目前，北京、广州、深圳等七大城市正在提请建设部等部委尽快出台健全垃圾管理方面的法规，而北京，也已把垃圾焚烧列为今年人大立法调研计划，希望能尽快出台管理办法。

　　另外，他还透露，自2009年11月起，环保部已启动全国范围垃圾处理厂污染情况的筛查工作，预计，今年上半年就有具体检查结果。

　　对于此前媒体的种种说法，王维平显得不满意，他尤其对最近流传的北京垃圾围城的说法进行了批驳。

　　近日有媒体说，北京已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最早发现这条垃圾带的，是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他用了一年多时间，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拍成了《垃圾围城》组照。他怀疑照片用了ps技术，夸大其词，“如果发现一个垃圾堆，照一张照片，在地图上标一个点，那么地图的比例尺越小，点的密集度也就越高。”

　　据王维平介绍，1983年前后通过三次航拍发现，绕四环路有4700个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形成了垃圾围城现象。之后，北京先后建了25个垃圾处理设施，垃圾围城目前已经解围。“如果真是这样，难道我们搞这个工作的不知道？我们不至于晕昏到这个地步！”“北京现在根本不存在垃圾围城！”王维平最后肯定地说，“不过，我们担心四年后现有垃圾场填满，可能会重演垃圾围城。”

　　王维平向记者透露最新消息，北京市政府已决定不再推进建设建设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新址选在门头沟与海淀交界的深山处。之所以这样作，源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发展，百姓不同意，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本身存在污水臭气未处理好等问题。

　　徐海云：你们当市长，同样要发展垃圾焚烧

　　对于这场日趋白热化的激辩甚至互相指责，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表示：并不意外。尽管他自己亦被裹挟其中，且被当成主烧派的代表人物，不久前，还被广州番禺居民点名参加对关于垃圾焚烧的公开辩论。“这个矛盾迟早要发生。”他的理由是：中国垃圾处理总体投入严重不足的矛盾，已经长期存在。

　　他甚至表示：“这是好事”，表明“矛盾要破题了”，他相信番禺事件会加速矛盾的解决，使政府相关部门、大众更快认识到垃圾应该怎么处理，否则长期停留在轻视问题、不了解实际情况或者虚幻的理想状态中，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胶着状态没关系，说明社会还能承受，我们还不至于被垃圾憋死。”徐海云说：“对此番争论中“政府有关行为不是很能理解”“实事求是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有错误就改正，让公众监督就是了，要掩盖只会越描越黑。”

　　作为中国固废和市政行业的资深人士，徐对中国垃圾问题的总体现状发表了以下看法：

　　中国垃圾处理厂的二次污染是比较普遍的，这个问题不容回避，但人们长期以来接受的宣传口吻一直宣称“无污染”、“无害化”之类的说法，等于失信于民，垃圾危机首先是信任危机。

　　徐表示，“我们的宣传总是非常正确的，但没有可操作性。”垃圾焚烧争论的一个后果是各地对垃圾分类回收处理的呼声日盛，徐称，事实上中国因为存在一支拾荒大军，资源回收利用水平超过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问题不是回收利用不足的问题，而是政府应该重视回收利用的清洁化和规范管理问题，“到大城市周围去看看那些回收利用的小作坊，不用多少知识，就可以判断出对环境和周围人的健康影响有多恶劣。”

　　徐海云并不认可“主烧派”的标签：“我在内蒙古给他们全自治区讲，就说以他们的情况，要选择填埋处理。”他认为在具体项目上应具体分析、全面分析。

　　在徐海云看来，在人口稠密、土地紧张的地区，解决垃圾问题的现实途径，只有焚烧。他认为垃圾的资源化利用只可能在一定限度内，预言未来生活垃圾焚烧将继续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而反对焚烧者，大多提出源头减量、分类处理的目标和方式。这成为双方分歧的关键。

　　现实的困窘在于，一旦焚烧厂趋于下马，没有了外力的推动，居民的分类意愿和热情便明显下降。反焚烧的力量正在试图借此机会拿出一个解决问题的现实样本，而以源头减量为目标的生活方式倡导，任重道远。

　　对于焚烧发电厂周边癌症高发现象的指责，徐海云的反应是：“这是不负责任的说法。如果说焚烧厂确实引起了癌症，那就不能发展，这没有商量余地。但很多焚烧场，在更近的地方运行，运行时间也差不多，并没听说这种状况。二者之间并没有确凿的关联证据。即使国际上反焚烧联盟组织的报告，也不否认这一点。”

　　在他的公开信中说，“我深知当前中国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存在很多问题，公众强有力的监督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我坚信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发展是环境保护的内在要求，是节能减排的，是大势所趋，不是某个人或‘利益集团’能够左右的；就广州而言，你们来当市长，同样要发展垃圾焚烧处理。”

　　公开信发出一周后，一封署名为“北京市民丙”的八千字回信，开始在网络上流传。作者针对徐信内容分别反驳之外，还发出讽刺和指责：“您应该没忘记您是某个以垃圾焚烧为主业的私营公司特聘顾问吧。……您的言行一直与该公司的战略战术高度统一，您完全对得起这个‘特聘顾问’的称号！”

　　徐海云表示：对不具真名的信件，他不予回应。

　　被简单化的垃圾现实

　　烧，还是不烧？这并不是垃圾问题的全部。

　　截至目前，进入垃圾总量测算的，只有整个中国版图中的600多个城市，涉及的人口约为5亿，其中有些以主城区范围计入，有些以规划边界计入，口径不一。也就是说：一多半中国人产生的垃圾，还没有进入垃圾统计测算的范围之内。遍布在中国的数千县城，其垃圾状况进入统计，不过是2006年的事情。

　　很多地区的垃圾量是估算出来的，不是称重得出的。“拿数字望文生义”的现象，屡见不鲜。

　　至于农村，连基本的收运体系都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农村垃圾以粪便、有机物为主，可以直接进入降解循环，现在随着消费市场深入农村，各种塑料、包装物在农村垃圾中日益增多。而农民采取的通常处理办法，是自行露天焚烧。

　　“这样产生的二恶英很严重的，但在我们的计算体系中，被视作零。”徐海云说。

　　徐海云预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焚烧与填埋的矛盾将越来越尖锐。

　　他认为中国的垃圾现状，存在着几个“脱节”回收利用与处理脱节；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脱节；运营管理和环保监管脱节。

　　回收体系散落民间，没有有效的规范管理，得不出回收利用率的数据；投资建设和运行管理不是一拨人、不是一个部门；日常运行管理和环保监督又是两套人马，没有有机联系。全社会都希望实现一个较高的标准，经常讲欧盟的标准，越发凸显中国管理机制上的明显矛盾。

　　现实挑战远不仅限于此。我国能够检测二恶英的实验室极少，一个样品的分析测试就需花费近万元。北大二恶英研究实验中心的项目负责人陈左生博士曾这样形容二恶英样品前处理的工作量就如同把国际标准泳池（50米×25米×2米）装满大米，然后要从中挑捡出一颗带色的大米。

　　于是，虽然国家制订了相应标准，但由于种种限制，对所有垃圾电厂进行全面有效监测是不太可能的。

　　徐海云还在《2008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发展状况综述》中提到：“目前我国运行的依靠加煤混燃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有90％以上属于‘小火电’类型的发电厂。目前在建和规划在建的这类垃圾电厂还有几十座。它们中90％以上都不符合《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认定管理办法》中的规定，却都获得资源综合利用电厂的认定，享受了补贴，这其中难免有国家利益向个人利益输送。”

　　在长期低投入的现实、和社会事业市场化的大潮中，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日渐成为垃圾处理项目建设的主导模式。一方面，它在现实中面临诟病，普遍认为25年期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3年即可收回成本，22年处于净赚状态，由此产生的巨额利益引发争议。另一方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中国BOT实践，顺利运营的屈指可数。

　　1998年，世界银行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王守清博士就曾在研究中指出：中方合作者的信用程度、政府法律条文的变更、项目审批的人为耽搁以至取消、项目运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等是导致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这一切最终导致投资方的收益无法按约定兑现，因而被称为“BOT陷阱”。

　　显然，除了数量的增长，在技术、管理机制上，垃圾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