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一肚子苦水：谁将公立医院推上了两难境地

　　 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主战场，15年的医保改革虽为镇江公立医院改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在漫长的改革进程中公立医院也为此付出了许多代价。

　　医生的一肚子苦水

　　3月31日下午，江滨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她向记者介绍医院与社区双向转诊工作时情绪很平缓。但当谈到待遇问题时，方雯说：“你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她问记者。“要让我说真话，我就是希望借改革提高待遇，我们医务人员工资待遇太低了。外界舆论总指责医院如何暴利，医生怎样拿回扣，从反面去看问题，却不理解我们的难处。我们夫妇俩每天都忙工作，全年没有节假日，几乎24小时处于待命状态。” 谈到这里，方雯忽然提快了语速，恨不得一下子将满肚子的苦水都倒出来。

　　从方雯的讲述中记者得知，她爱人是医院骨外科主任，医学博士。夫妇俩因忙于工作，很少管孩子。

　　记者在象山镇社区医疗服务中心采访时，该中心副主任许红兵也向记者感叹：“近年来，我们社区医疗服务中心的压力也在加大，服务内容和工作量大幅度增加，工作量每年以30％幅度递增，今年可能超过40％。过去我们只有治疗项目，现在增加了康复、妇幼保健、健康教育、预防、计划生育指导等内容，而医务人员数量与工资并没有增加，付出与获得并不对等。”

　　病人仍喊“费用高”

　　医生的怨言与病人的无奈，给记者在镇江采访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4月1日上午，记者在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楼挂号大厅看到一位患者坐在椅子上发呆。他叫姜燕青，镇江丹阳人。3月29日他来医院做核磁共振，查出有胆囊管肿瘤，需要住院，他正为此发愁，因为此前他已花费了1万多元治疗费，如果做切除手术，还需要几万元费用。

　　他对记者说，“几年前我父亲得皮肤病和食道癌，做手术先后花费了十几万元，已负债累累。现在我自己得病又要花钱，到哪里借钱呢？亲戚朋友该借的地方都借了。另外，我一生病，一家人生活也成问题，家里还有父母、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和还在上学的12岁小孩，现在我不能上班，也赚不到钱，真的愁死了。”

　　姜燕青与妻子本在家乡的皮鞋厂打工，此前夫妇俩打工赚回来的钱还可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而如今他得病了，家里又债台高筑，他觉得日子越来越艰难，担子越来越重。

　　前来看病的王大妈，今年58岁，腰疼病有好多年了，想到医院让专家看看，她身上没带钱，正等着儿子来交费。王大妈告诉记者，我们农村人没什么收入，家里也没地可种，平时只能靠出租房屋来维持生活。我老头子61岁了，还在外面打工，赚点钱给家里增加一些补贴，要不日子怎么过呢？！我们农村人真怕生病，一生病就要花很多钱，到医院看个小病都要几十元、上百元。

　　公立医院处境两难

　　公立医院改革在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同时，自身也应得以良性健康发展。镇江在医改方面虽积累了１５年的经验，公立医院在以往改革中也得到了洗礼，而据业界人士反映，公立医院的日子并没有好起来，反而被推上了两难的境地：利润越来越低，人们的抱怨也越来越多。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办公室主任吕剑平向记者介绍说：“过去我们医院的效益居全省前列，收入超过常州与扬州，而自１９９５年实施医改以来，医院承担了许多社会责任，药品价格大幅度下调，效益明显下滑。十几年来，医院为改革做出了牺牲，结果却落了一个坏名声，真冤！”

　　对此方雯也有同感。她说，“改革是为了政绩还是办实事？一些地方要求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将矛盾集中在了医院，我觉得这有些不公平。”

　　江滨医院急诊科护士长王芝在医院工作已有多年，她觉得医院的硬件、技术、服务水平都比以前大有提高，医生的工作量也大幅增加，特别是“绿色通道、一站式服务”的开通，危重病人，一个章子，不交钱可走遍全院。近年来医院投诉率在不断下降，合格率都达９０％以上。这些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有人对医院的服务还是不满意，可见人们对医疗服务的要求是无止境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东明认为，这些深层次问题并非医院自身能解决，需要靠一种制度来解决。政府要引导社会舆论正确理解改革，引导百姓的健康观念，珍惜改革成果。同时，还要出台系列扶持政策，促进改革顺利进行。现在推进改革的瓶颈并非社会舆论，而是资金投入与补偿机制，政府是否具备足够的财力来确保医改的公益性。

　　刘东明就此建议应盘活医保基金，提高公费医疗比例，提供大病医治有效资金。不要让这块资金一直沉淀着，应让它在市场中产生更大的效益。而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朱夫建议，公立医院改革可借鉴新加坡和台湾的运营模式。例如，台湾医院采用财团法人制度，由企业或社团捐赠支持公益事业，这样就能确保医院的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