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农民工疑患尘肺病：仅几人被认定劳动关系

　　

　　

农民工所在公司 图/记者周喜丰

　　

　　

深圳市爆破员作业证 图/记者周喜丰

　　相关新闻：湖南近百农民赴深圳打工后疑患尘肺病(组图)

　　深圳方面在近日的一次协调会中，称能认定劳动关系的耒阳风钻民工仅寥寥数人。有爆破证的民工被认定有劳动关系，而盖有公章的工作卡却不能证明有劳动关系，这让手头只有工作卡的民工十分不解。

　　仅有的一张工作卡，成为黄荣寄希望于认定劳动关系的“救命稻草”。

　　然而，在现实面前，情况并不乐观。

　　7月21日，本报独家报道耒阳上百名赴深务工的风钻工人疑患职业病——尘肺病的消息之后，引起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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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方面在随后的一次协调会中，通报称目前能认定劳动关系的风钻民工仅有寥寥数人，不到10%。

　　“我当场拿着工作卡给劳动局长看，他说不行，然后掉头就走了。”黄荣表示不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劳动关系吗？”

　　“深圳市政府的态度是积极的，这一点我们表示认可。”据代表徐志辉透露，深圳协调处理小组负责人昨日告知他，在赔偿方面，他们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进行联系。

　　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纠结双方的关键”。

　　本报记者周喜丰

　　实习生戴高远 牧园青 深圳报道

　　消失的劳动关系

　　21日下午，深圳市芙蓉宾馆，湖南省驻深办事处驻地。

　　徐志辉、徐瑞宝、徐新生等几名代表接到深圳方面通知，来到这里开会。深圳市政法委、刑侦支队、劳动局、卫生局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与会。

　　会上，深圳方面通报称，经过劳动稽查部门调查，目前能认定劳动关系的仅有不到10人。这意味着，在全部上百名患病民工中，90%已无法获得职业病患者应有的赔偿。

　　情况很不乐观。徐志辉告诉记者，像他这样能够被认定劳动关系的，是因为他们手中有一张爆破证。该证件由深圳市公安局一年一审，以证明其有爆破资质。

　　与会的黄荣没有。但他手里有一张工作卡。这是黄荣在深圳打风钻期间单位发给的，并盖有公章，显示他曾在龙岗国税工地爆破组干过。

　　黄荣认为自己应该被认定

　　“我当场拿着工作卡给劳动局长看，他说不行，然后掉头就走了。”黄荣表示不解，“这难道还不能证明我的劳动关系吗？”

　　黄荣说，他从1994年到2003年，跟着一个老板干了十年，辗转几十个工地，中间从没换过。2003年查出患病后，他没再从事此行业了。

　　黄现在后悔把自己若干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资料全给烧掉了。2003年10月回老家，他在耒阳市人民医院检查出尘肺病，当天下午打电话通知老板，这次，老板效率奇高，第二天就给他结了工资。以前，黄荣将每个工地的工资单都保留着，但去年元月，因为在家养病时肺部出血，九死一生，妻子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看到他的工资单，烦躁得很，一把火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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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有我十年的血汗，我的劳动关系就这样消失了吗？”黄荣说，在目前已查出患病的101人中，起码有70%的人不认同劳动部门对于劳动关系的认定情况。

　　记者了解到，此前，患病民工曾经相互作证提供给深圳市劳动局，以证明哪些人在哪个单位、哪个工地干过风钻工。

　　但是，这显然不够。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多数人除了证言之外，很难找出其他书面资料以证明其劳动关系。死者徐龙古的妻子刘秀姬在家里的碗柜里找出一张，这成为徐龙古在深做风钻工的唯一凭证。而不少死者连病历资料都没有留下，“按照农村的风俗，死后全部烧掉了”。

　　“事实上，即便去年还在干的，也没有签劳动合同，连保险都没有买”，代表向记者提供的患病名单中，有12人去年都还在深圳的工地干活，但是，没有用人单位与他们签过劳动合同。

　　“难道就只剩下人文关怀了？”没有劳动关系，就无法依法获得职业病赔偿，患病民工的担忧可能成为现实。

　　脆弱的保护体系

　　部分民工向记者表示，这些难以证明的劳动关系，并不能抹杀他们为深圳建设所作出的贡献。在这些高楼之下，都有他们的汗水，甚至血和泪。

　　但没有劳动合同，农民工流动性大，举证困难，成为这些耒阳风钻病人在确认劳动关系之路上的现实障碍。

　　受深圳方面邀请，23日，耒阳方面派出由市委主要领导及劳动局、导子乡等单位人员组成的工作小组第二次赶到深圳。当晚，在与代表见面之后，耒阳方面的仲裁专家称，在与深圳处理小组的接触中，对方表示能够认定劳动关系只有6人。但他认为，像黄荣等人手中的工作卡“应该是有用的”，他将全力为老乡们争取。

　　农民工患职业病能否得到赔偿的关键在于能否拿到职业病诊断或鉴定证明。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职业病检查需要用人单位提供职业史证明书、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检查结果、工作场所历年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等资料。

　　的难度显而易见

　　“现在有的老板根本就不敢认，他说他们赔不起。”几名代表对记者说。一名爆破公司老板在与记者的接触中，也表达上述情绪，他力图劝说这些代表，“你们还是去找政府，我们倾家荡产也赔不起”。

　　“一旦出现问题，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成了对立的双方，而职业病的诊断和鉴定需要双方‘合作’，用人单位自然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而不愿意配合。”法学博士阳永恒认为，这些年随着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国家对劳动者的保护正在不断加强，但大量案例的出现也再次证明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还任重道远，“相关条款没有向弱势的劳动者倾斜，显得过于冷峻”。

　　“法律保护体系的脆弱还体现在法律的执行力差。”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张贻瑞认为，我国的相关法律体系不可谓不齐备，法律虽然做出了规范，但企业不依法行事，职业病防治分工也不是太顺畅，“工作现场是安监部门在管，但基本上没人管，体检属卫生部门管，但体检率很低，不到20%”。

　　在启动行动之后，徐志辉等农民工才真正研究起法律来。他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早在22年前就有了。而且，这一条例至今生效。

　　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中明确规定，从雇主到工会、从卫生行政部门到劳动部门在劳动场所防治尘肺病应该承担的责任。

　　《尘肺病防治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凡有粉尘作业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定期测定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测尘结果必须向主管部门和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劳动部门和工会组织报告，并定期向职工公布。从事粉尘作业的单位必须建立测尘资料档案。

　　“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雇主是否按照法定的要求定期测尘，并向有关部门定期如实报告测尘结果，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即雇主从未向我们工人公布过测尘结果。”徐志辉对记者说。

　　而有关部门的监管是否失职，值得考量。“我们曾经工作的场所粉尘浓度从未改善，从这一事实可以判断，要么雇主从未测尘，要么测过尘但从未报告过真实的粉尘浓度，要么报告过但政府部门从未处罚，要么政府部门处罚过但却无效，而作出处罚决定的卫生行政部门或者劳动部门也没有继续跟进到底。”这些代表认为，上述情况无论是哪一种，雇主、相关管理部门都违反了《尘肺病防治条例》的规定，因此应该承担责任。

　　“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

　　22日，徐志辉等30多名患病民工早早来到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他们接到深圳方面通知，前来就是否患有尘肺病进行复检。另有60多名患病者在耒阳同样接受了深圳派出的医生复检。

　　如此大面积的疑似尘肺病患者，在近年实属罕见。而这些病例目前并没有被他们的家乡湖南的职业病防治单位所掌握。

　　根据湖南省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所副所长张贻瑞提供的数据，湖南省从新中国成立至今，共诊断出尘肺病患者5万余例，其中，死亡1万余人。目前，湖南省每年的新发病例以1300-1500人的速度快速增长。

　　张贻瑞判断：“这只是目前已发现确诊的数据，实际可能还有很多未进行体检和暂未发病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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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张贻瑞介绍，作为劳务输出大省，湖南省每年约有800万-1000万农民工在外务工，根据常规数据推测，约有30%的人从事有毒有害工程。

　　前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早在2005年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就将职业病危害定性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这一论断正在被印证。随着职业病或疑似职业病的集体暴发，群体性事件的风险显而易见。

　　据今年5月22日卫生部办公厅关于2008年全国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情况的通报，2008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10829例，死亡病例613例。新中国成立至2008年底，累计报告的尘肺病病例达638234例。

　　由于职业危害具有群体性，致死、致残率高以及难以治愈等特点，社会影响非常恶劣，造成了许多家庭、地区乃至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诸多社会矛盾。

　　在耒阳患病风钻民工向深圳市政府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迅速成立了处理小组，不过，一直在牵头与民工协调的却是政法委相关负责人，“已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关系、关乎劳动卫生部门的事了”。

　　“如果没被认定为职业病，我们将效仿张海超，要求开胸验肺。”多名耒阳患病民工对记者说，他们并不愿意走诉讼程序，“一场官司下来两三年就过去了，成本令人不堪重负，有的人都要快死了，我们根本拖不起。”

　　“现在回头看过去这近20年，由于我们来自农村，对保障工人职业健康的法律一无所知，所以，当初只知道没日没夜地在风钻工地干活，从未奢望过劳动保护，更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面对这样的结局——肺部变成一块坚硬的石头，然后，我们慢慢地窒息而死。”

　　27日，徐志辉开始寻求向深圳市委、市政府等相关单位负责人递交一份《耒阳在深务工人员尘肺病患者追讨权益书》。《权益书》中，这些农民工痛陈自身的悲剧性命运，并直指企业公然违法、政府监管失职。

　　而在他们的家乡，耒阳市导子乡，记者所见的是这些村庄的冷清、寂寥。这些农民工打工致富的梦想因此破灭。绝大多数农民工因病返乡，为治病花光打工攒下的家庭积蓄，甚至四处借债；农村家庭重返赤贫，农村劳动力缺口巨大，进而影响农村的发展。

　　这其中的代价谁来承受？“这其中，深层次的问题是，有些地方是以牺牲环境和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张贻瑞说，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理需要企业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这样势必增加投资成本，与地方经济发展和GDP的增长联系在一起的职业病，在一些地方政府渴求GDP数据的面具下，被丢在了一旁。

　　卫生部卫生监督局副局长苏志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其根源在于长期被忽视。由于社会“忽视”，在职业病防治中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致使《职业病防治法》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

　　深圳方面与耒阳患病民工协调处理的相关负责人亦称，耒阳患病风钻民工表现的是深圳在发展过程中的一笔历史旧账。在耒阳患病民工决定，并向深圳方面提出诉求之后，深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均作出批示，表示要妥善处理。其中，主导性的意见是八个字：法律框架，人文关怀。

　　在与耒阳患病民工及耒阳的处理小组的接触中，深圳方面多次表示，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情况，深圳市政府可能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这是纠结双方的关键”。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何燚认为，在法治社会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当事人自己“为权利而斗争”之外，剩下的就是政府责任了。“类似问题更多是一个政府用什么样的理念来治理社会的问题。耒阳这些农民工的生命权、健康权要不要保护，以及如何保护，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局面下，还是由政府出面协调处理，效果可能最佳”。

　　深圳协调处理小组已与相关爆破公司联系赔偿事宜。对于不能确定劳动关系的，深圳市政府表示将出于人文关怀，给予一定补偿。至于如何补偿，补偿多少，还有一个博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