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艾滋病人也能体面而尊严地生活

　　要想消除歧视，必须对现行防艾抗艾的宣传策略进行调整，纠正把艾滋病与性道德过度关联的方式，消除艾滋病的种种隐喻，使艾滋病去除反道德标签，使全民重新树立对艾滋病的认知。其实，疾病就是疾病，疾病不是道德病。全民迈出的这一小步，是社会文明的一大步。

　　今天是第24个“世界艾滋病日”。今年的防艾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强调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全面预防、积极治疗、消除歧视”。多年以来，针对艾滋病人的社会歧视几乎是具有传染性、传递性的。艾滋病人经常被污名化，被认为是、、以及混乱的性关系、吸毒等等才导致感染艾滋病，因此艾滋病人被某些人视为社会渣滓，咎由自取。这样的认识误区即便经过不下千万次的澄清，也没有根本改变艾滋病人遭遇的社会性歧视环境。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在今年上映的电影《最爱》中，讲述的是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人们因为卖血而感染了热病（实际为艾滋病），成了名副其实的艾滋病村。赵得意和商琴琴等人因为感染被迫离开村庄，他们在废旧的院落里形成艾滋病人的聚集地。他们被外界所抛弃，被外人所歧视乃至被唾骂。赵得意和商琴琴的命运也是现实中许多艾滋病人遭遇的不公正命运。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主要是通过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性传播，然而，现实中人们往往把艾滋病与性混乱联系起来，似乎防止艾滋病就是使用安全套，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区。正确使用安全套当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防艾抗艾，但性传播并非艾滋病传染的唯一途径，甚至可以说不是最主要途径。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对艾滋病基础知识的宣传，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现实生活中，简单的接触并不会感染艾滋病，但还是不愿意正视艾滋病人，不愿意接触艾滋病人，天然地漠视艾滋病人的正当权益。比如与电影《最爱》一同发行的还有一部纪录片《在一起》，顾长卫也是该片制片人之一。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当代艾滋病患者的生活。其中有个片段讲述一个12岁小**在家里不能把筷子伸进火锅汤里，因为家人害怕被传染。家人尚且如此，旁人又将如何观之？导演赵亮拍片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找到愿意参加拍摄的艾滋病患者，结果通过长达数月的网络聊天以及面试，才找到6个患者参与拍摄，其中也只有3人同意被使用肖像权。这说明什么？说明社会歧视已经严重到了何等地步！

　　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在其代表作《艾滋病及其隐喻》中说：“艾滋病有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亦即在微观过程与传播方式上，艾滋病所附着的两种隐喻：像癌症一样“入侵“，似梅毒一般“污染“。这种隐喻让艾滋病人的身份被深深地打上了耻辱的烙印，身染此病，似乎就万劫不复，一旦被确诊，便意味着立即面临被社会抛弃的命运。这种隐喻长期以来也存在于我们的防艾抗艾宣传当中，比如一再把、性混乱、等等与艾滋病关联起来，实际上使得艾滋病被强行依附上了反道德的隐喻。这种不恰当的防艾抗艾宣传几乎泛滥成灾，从根源处可见歧视也存在于一些防艾抗艾的领导机构中。

　　要想消除歧视，必须对现行防艾抗艾的宣传策略进行调整，纠正把艾滋病与性道德过度关联的方式，消除艾滋病的种种隐喻，使艾滋病去除反道德标签，使全民重新树立对艾滋病的认知。让《最爱》中发生的悲剧、让《在一起》中所展示的活生生的现实不再发生，能够还一些公正给艾滋病患者，让这些命运多舛的人们能够享有一个国家公民理应享有的权利和福利，让艾滋病人也能够体面而尊严地生活。其实，疾病就是疾病，疾病不是道德病。

　　全民迈出的这一小步，是社会文明的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