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医院陷入经营困难 公众对其已形成负面印象

　　非公医疗政策“松绑”

　　《社会办医》新政，被认为抓住了中国非公立医疗市场的症结，政策松绑给非公立医疗行业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在公众普遍丧失对非公立医院的信任后，新政将促成非公立医疗重新振作。

　　可恨还是可怜？

　　2010年12月3日，“超女”王贝整容死亡事件的调查报告公布3天后，民营医疗行业圈又迎来一个重大消息：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社会办医》)。在这份《社会办医》中，25条意见透露了政府对非公立医疗机构“松绑”的态度，而且，“松绑”力度似超从前。

　　“《社会办医》的出台，证明国家对民营医疗市场的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一位在行业内摸爬多年的从业者说。他的言外之意是，在民营医院接二连三出现医疗事故后，政府态度仍然坚持对民营医疗的扶持，有一点让他意外。

　　这种“意外”的感受，在普通公众心里，更为明显。王贝事件的调查结果尽管并未明确医院责任，但公众对民营医院多年积累下的不信任感，让更多的人倾向于怀疑医院和医生在事故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在王贝事件之前不久，发生在深圳一家民营诊所的事件，让民营诊所的管理混乱和唯利是图昭然若是。

　　2010年10月，一名年轻女性到深圳某民营诊所接受人工流产手术，手术进行当中，医生提出要追加一个手术，要求患者补交手术费。在手术台上的女子声称没有这么多钱后，医生竟将双腿绑缚在手术台的女子晾了3小时，直到女子男友赶到报警，女子才被救下送入其他医院救治。

　　时有曝光的民营医院医疗事故，让民营医院口碑在最近几年中每况愈下。在被曝光的事故中，民营医疗机构总是扮演着一个丑陋的角色：它们就像童话里的“狼外婆”，一举一动只为从无辜的就诊者手中夺取更多的钱财，并为此不择手段。医疗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没有消费者愿意“试错”，新闻引导消费者不再选择民营医院，这直接导致不少民营医院陷入经营困难。

　　在外行看来，民营医疗市场的惨淡，是其不规范经营后的自食其果，但业内人士却向记者大倒苦水，坦陈民营医疗的可怜之处。“比如我们想引进一台CT机，需要向主管部门申请指标，非常非常难。”上海仁爱医院院长施龙飞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缩影，民营医院“不差钱”，缺的是宽松的政策。

　　在上海俪人医院总经理张冠锋看来，民营医疗机构要想在普通市民中树立口碑，类似国有三甲或二甲规模的综合性医院将起到比较好的作用，要建这类综合性医院，规模较大的医疗用地是最起码的条件，但是，民营医院的用地需求，并不在政府规划原有考虑的范围内，没有合适土地，就算民营医疗集团有意愿投资这类综合性医院，也很难实现。

　　钱伟志是上海和睦家医院的市场部经理，他曾参加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院长培训班”。在一次课堂发言时，面对同班其他公立医院的高层领导，钱伟志戏谑地说：“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你们平等交流，大多数时间，我们民营医院都是被歧视的对象。”

　　以往政策对民营医院的种种限制，把民营医院的业务限制在狭小的范围，经营的艰难也让一些抱投机目的的投资者不择手段。“混乱的、出事的，都是短视、投机的民营医院，希望长期投资这个行业的投资人，比患者更害怕这些害群之马。”接受采访的从业者坦言，的确有部分投资者的心态，是“赚一笔就跑”，但随着投资集团财力的壮大和管理者观念的改变，更多的从业者期待行业的健康和有序。

　　这样的道理不难理解，就像感冒病毒并不想“杀死”它们的宿主——人，如果宿主无法存活，病毒自己也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少部分民营医院唯利是图，破坏行业口碑，最终只会导致整个行业的衰亡。

　　“松绑”能否治本

　　尽管《社会办医》25条仅仅是一个框架和思路，并未出台实施细则，但这个意见还是在民营医疗行业圈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从业多年、老陈持重的管理者，也感受到了“振奋”。在过去的10年中，时有政府鼓励民营医疗市场发展的消息传出，但在施龙飞看来，这一次的信息表明，政府已经考虑到了阻碍民营医院发展的真正症结。“有些政策，是我们过去想提而不敢提的，这次意见中也体现出来了。”

　　让民营医院医生也能评职称，被从业者视为最“实惠”的一条新政。城市里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患者认的就是大医院里优秀的医生。而如今民营医院最严重的短板，就是难以吸引优秀的医生。张冠锋告诉记者，民营医院管理者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挖人”，谁能挖到好医生就是谁的本事。在整形领域，多年来从上海某整形科权威三甲医院“下海”的医生，一共有4人，其中3人留在上海的民营医疗机构，张冠锋的医院“抢到”一人，足以让这家医院得意。据他介绍，只要有大型医院“骨干”医生传出准备“下海”的消息，民营医院就会争相笼络，提高价位，但就算这样，有意“下海”的医生也还是犹犹豫豫、挑挑拣拣。

　　公立医院医生不愿“下海”，因为“下海”是一条不归路。“比如我们民营医院医生，在评职称上有‘无形的天花板’，不能跟公立医院医生得到同等待遇，比如一个医生在我们医院做10年，而他同期的同学可能都评上职称了，他却在民营医院原地踏步了10年。”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

　　《社会办医》新政中，明确鼓励医务人员在公立和非公立医疗机构间合理流动，有关单位和部门应按有关规定办理执业变更、人事劳动关系衔接、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档案转接等手续。医务人员在学术地位、职称评定、职业技能鉴定、专业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不受工作单位变化的影响。新政意味着，公立医院医生“下海”不再是不归路，民营医院管理者乐观地预期，这将大大增加他们就职民营医院的兴趣。

　　施龙飞所谓“想提不敢提”的建议，是指新政明确民营医院也能作为临床教学基地。新政提出，改善非公立医疗机构外部学术环境，非公立医疗机构在技术职称考评、科研课题招标及成果鉴定、临床重点学科建设、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资格认定等方面享有与公立医疗机构同等待遇。如果民营医院也能成为临床教学基地，近水楼台的优势将为医院赢得更多受到专科教育的高材生。

　　除了解决吸引医生的难题，另一项几乎可以决定民营医院生死存亡的新政，是对医保的“松绑”。施龙飞介绍说，上海对民营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的审批，至今有7年的时间，被批准的医院有50多家，占到整个民营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一。那些获得医保定点资格的医院，可以过上“旱涝保收”的日子，而没有获得资格的医院，多半艰难求生。业内人士称，关于民营医院的医保定点资格，各个城市有不同的政策。如深圳市政策宽松，只要符合要求的民营医院就可以被纳入医保定点，而像上海这样政策收紧的城市，审批名额有限，民营医院只得削尖脑袋争夺医保定点资格。因此，民营医院在各个城市的生存境况差异很大，在深圳，很多市民已经不再把大型的民营医院如博爱医院当做与公立医院不同的医院，对于患者来说，哪里方便、服务好就去哪里。

　　新政中特别提出：“各地不得将投资主体性质作为医疗机构申请成为医保定点机构的审核条件。”在民营医院管理者看来，这条规定相当于给各地政策一道统一的红线，在以往政策较紧的地区，民营医院进入医保定点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民营医院从业者中，让医生评职称和放宽进入医保条件，是最让他们“振奋”的两项新政，他们认为，这两条新政直指困扰民营医院发展的绊脚石，将会给目前陷入尴尬境地的民营医疗市场，带来新的动力。

　　“康复”要多久？

　　除了医生职称和医保松绑两项最为抢眼的意见，新政还要求非公立医疗机构的用地、税收，享有与公立医院同样的待遇。资本具有最敏锐的嗅觉，《社会办医》意见出台不久，有媒体报道民营医疗机构成为风险投资追逐的对象。

　　但现有民营医疗市场尴尬和惨淡的现状不容回避。记者长期观察上海市闸北区一家不孕不育专科民营医院发现，在最近四五年中，一楼大厅多数时间除了导医护士空无一人，偶尔看到有患者活动也只是孤零零的一对夫妻。2年前，这家医院一楼大厅的三分之一变身成为销售母婴用品的商店，大有萎缩之势。一位熟悉情况的业内人士证实，这家医院长年亏本经营，经营资金依靠同一集团下的另一家盈利医院补贴。

　　比经营状况的惨淡更为严重的是，公众对民营医院形成了恶劣的印象，这给民营医疗市场的“康复”带来不小障碍。正是因为现状的严酷，有人质疑新政对民营医疗的鼓励，是否能够重建民营医疗的健康？医疗市场向民间资本开放，将会带来优胜劣汰还是新的混乱？

　　“我认为不会制造新的混乱，因为民营医疗市场最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张冠锋说。接受采访的从业者，一致地把民营医疗行业的今天，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加工制造业做了比较。“20年前，温州商人生产劣质皮鞋，现在温州的皮鞋厂商，就不会再生产这种鞋了，混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位来自福建的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中国民营医疗市场，福建人的资金占了七八成。过去，人们对福建投资人印象不佳，但这些年，福建投资人中形成了若干大型集团，这些大集团对于投资民营医疗机构，已经有了更强的实力，“掌舵人”的观念也更加成熟。这位从业者说，市场竞争会淘汰一批实力弱小、不注重口碑的机构，剩下的大集团会希望把民营医院当做长远的投资，所以，政策松绑后的竞争，会让整个行业积极向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开放医疗服务、增加医疗服务的供给，至少可以缓解“看病贵看病难”。周其仁2007年连续在媒体上发表文章评论中国医疗制度，其中《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中写道：可是横看竖看，我国医疗服务的实际开放程度低得惊人。数据引过了，反正改革开放20多年，在这个被定名为“市场化过度”的领域，80%的医院仍然是政府医院，96%的床位按非营利医疗机构注册。

　　在赞同向民间资本开放医疗市场的人看来，中国民营医疗市场的混乱局面，并非开放过度，而是束缚太多。更多的海外经验证明，民间投资与“唯利是图”之间，并不是等号。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民营医疗机构都是国家整个医疗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日本，大多数人在患病初期，都习惯到私人诊所看病，私人诊所医生会根据病情，建议转诊大型公立医院。很多产妇更倾向于在私人妇产科诊所生产，因为在诊所里会得到更加体贴和周详的照顾。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大大缓解了这些国家大型公立医院的压力，大医院更大的功能，是向相对贫困、弱势的人群，提供由政府补贴的基本医疗。

　　台湾长庚医院也被周其仁作为一个正面的例子：作为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非营利民营医疗机构，长庚医院在台湾的7个院区、8300张病床，每年提供的医疗服务占全台湾总量的五分之一。在《社会办医》新政中，鼓励外资医疗集团的进入，也再次被提及。在之前的政策中，外资必须与中国本地机构合作，股份从最初30%、49%到70%，但独资仍然被禁止。新政提出，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这一措施很可能吸引更多海外集团进入中国市场。

　　“对于本土资本的民营医院来说，未来最大的竞争对手，可能是台资医院。”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告诉记者。他认为，相比欧美医疗集团，台资医院在的管理和服务，更加容易被中国内地患者接受，允许独资后，他们将把在台湾的成功经验，移植到内地。

　　尽管多了竞争对手，这位业内人士还是乐于见到更多投资者的进入，就像当年中国酒店业受到外资酒店冲击一样，在最初的艰难过后，国内酒店管理者也学到了更加先进和规范的管理方式，最终的结果是国内酒店加速蜕变。更加重要的是，外资医院也许能够更快地改善国内公众对民营医院的总体印象，这样，民营医疗市场才有“康复”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