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万人在等死 中国器官捐献率低是因为没爱心?
导言: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移植,而公民逝世死亡后捐献器官的人数这么多年来一共只有104,1500000∶104,结果是绝大部分患者的死亡或者等待死亡。
是中国人没有爱心?地震时,前仆后继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赶赴灾区,救援人员昼夜无休的搜救抢险,几乎全国人民都在捐款捐物……中国人可以为了同胞舍命舍财,却舍弃不了身后的那副躯壳?
150万个绝望的等待
绝望地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管子,靠一堆仪器或者一次又一次的透析过活,每天最重要的事是祈祷,祈祷这堆仪器或是透析还对自己有效的时间里,等到一颗跳动的心,或是一个健康的肾……中国如今约有150万人正在这样的困境中等待希望。
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正在急剧增加。据美国器官联合分配网统计,2002年,美国每14分钟增加1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该年大约有6000人因未能及时得到供移植的器官而在等待中死亡。等待器官捐献的人在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而器官捐**的增长速度仅为每年1.6%,每天有10余例患者因等不到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
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全世界需要紧急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数量与所捐献人体器官的数量比为20∶1,如果加上那些靠药物/透析维持可以等待但又必须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比值将拉大到30∶1 。
在中国,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当然也没有这样精确的数字。据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介绍,中国的器官衰歇患者散落在全国各个医院,比较集中的为卫生部核准的164家移植中心,各个中心掌握着自己的等待名单,而这些移植中心能够得到的器官供体,基本上是“谁的公关能力强,谁获得的供体就多”,可以用“各显神通”来形容这种无序的状态。陈忠华说:有的人可能几年都没有等到,有的人等到了却没有配型成功,更有很多人根本不去登记,高昂的医疗费用已经把他们挡在了移植的门外。
今年10月20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人在《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每年大约有150万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这其中包括尿毒症、肝癌和肺癌等患者,但每年能够使用的器官数量不到1万,供求比例达到1∶150。
中国的器官衰竭患者活下来的希望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跟美国等发达国家更是没有可比性。即便如此,这150万人中那幸运的1万人,获得的器官供体也充满了外界的质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死刑犯,其余的一小部分来自于亲属间的活体捐献。活体器官捐献,将不得不面对“以伤害一个健康人为代价去挽救另一个垂危的患者”;而死刑犯的器官来源,总有一天会在中国民主与法制的进步下日渐衰落。
可是,那150万需要移植的患者怎么办?谁能让他们活下来?
104个希望刚刚萌芽
供体紧缺虽然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但中国却是全世界器官捐献率极低的一个,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刚刚在民间的努力与法律的真空中畸形地萌芽。
中国的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70年代,然而到了2003年,“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数字还是个零,对于国际上最通行的器官获取方式,中国几乎所有的移植医生都说“做不到”,这当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解放军肾脏病研究所所长黎磊石,一个做了多年肾病研究的资深专家。当然,这个“做不到”无关技术问题,而是因为没有“国家行为”参与其中,没有法律的保驾护航。
“国外推行死亡后器官捐献,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比如捐献卡制度,司机从拿到驾照那一刻起就要选择一旦车祸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对于这之后的组织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规定好的操作手续,来保证器官捐献有效而有序的进行。中国没有这样一套规范,当死亡已经发生时,再去联系家属商量捐献,早已错过了最佳时间,器官缺血太久,已经不能用来移植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脑死亡标准、器官捐献都没有法律保障,对于医生来说,在这样的法律真空下做手术,他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刑事诉讼,而不是医疗纠纷那么简单。”黎磊石院士说,“公民逝世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没有制度土壤,它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
然而,即便如此困难,依然有人坚持去做,并且做到了。教授部、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华在几乎“孤立无援”的空白中开始了他艰难的尝试。第一位成功捐**是一个名叫田近的9岁**,2003年因车祸遇难后,经家长同意无偿捐献了两个肾脏,成为我国首例国际标准化的器官捐献。2006年,有22位死者家属在陈忠华的努力下同意捐出亲人的器官,2007年,这个数字翻了差不多一倍,截至2008年11月20日,记者采访时,捐**终于达到了104例, “虽然这个过程千辛万苦,但总算有了零的突破”。
104位捐**,他们的死亡已经无法逆转,但在这104个悲伤之后,终止的是四百多个家庭的绝望。
中国人真的没有爱心?
这四百多位受捐者无疑是幸运的,104个捐**给了他们生命继续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认,104——这个数字杯水车薪。中国有150万个等待者,1500000∶104,结果是绝大部分患者的死亡或者等待死亡。绝望在继续。而在其他国家,这个数字是多少?西班牙全国器官移植组织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西班牙器官捐献数量达到1550例,每百万人中34.38人捐献。一个只有四千多万人口的国家,一年的捐献数量是中国13亿人口几年来总和的十几倍。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中国的捐献率算下来,每百万人中只有0.03。
是中国人没有爱心?2008年地震时,前仆后继的冒着生命的危险赶赴灾区,救援人员昼夜无休的搜救抢险,几乎全国人民都在捐款捐物……中国人可以为了同胞舍命舍财,却舍弃不了身后的那副躯壳?
很多人认为,中国古老的传统让人们对于死后的世界充满了敬畏,劝服人们捐献遗体器官,是一件完全逆传统而行的事,成功率太低。可是,真正有人做过这样的努力吗?没有调查而只凭猜想或推断的结果是站不住脚的。陈忠华说,“器官捐献的意识不是与生俱来的,它不是人类的天性,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任何民族都得从零开始,而他们现在做到了34.38/百万,这是国家大力推动的成果,而在中国,老百姓对于器官捐献的概念尚不清楚,何谈自愿捐献?很多人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挡住了器官捐献的脚步,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器官捐献在宣传上的空白,教育上的缺失,让中国人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器官捐献”这样一个现代科技和人文精神的综合性概念,有几个人知道中国是否可以捐献器官?有几个人知道哪些人适合捐献器官?有几个人知道该去哪里捐献器官?……国家连最基本的信息都没有传达给公众,捐献意识难道会凭空突然出现在公众的脑子里?”
在下笔之前,笔者问了问身边的人,如果是你自己,会同意死后捐献器官么?周围的朋友和同事,有人确定自己会捐,有人无所谓,有人有顾虑,也有人会排斥……但是,当问及“另外一个垂危的生命正在等待器官,而你的捐献可以让他活下来,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呢?”多数人回答说:“我想我还是会捐的”。
“道理很简单:没有‘信息’所做的决定,和获得‘准确信息后’所做出的决定显然会是不一样的结果。我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为公众提供可以捐献器官的科学信息,让公众自由的决策。”陈忠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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