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过度输液”

　　“过度输液”征文

　　我差点因“过度输液”丧命

　　河南新乡幼儿师范学校医院 张天社

　　笔者是一位从事内科临床工作39年的医师，就在去年入冬时亲历了一次“过度输液”的风险。我是去年初冬开始发病的，由于受到天气寒冷刺激，心前区不适，住进了一家较有名的三甲医院心内科。经心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发现有3处严重狭窄部位，放支架不能有效缓解心肌缺血，故转到心外科实行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术。

　　全麻术后第一天，我仍神志恍惚，只知道一个静脉通道没有输完当天的液体量，第二天只好再建立第二个静脉通道，全天共输入大小21瓶液体，总液体量达5800毫升以上，还要再加入各种针剂。由于第一天夜里我刚拔掉呼吸机，饥饿感十分难忍，一两个小时左右就饮餐一顿流质食品。由于心脏刚刚做完手术，心肺功能还有待恢复，全天饮食和输液量超过了心脏的负荷，我觉得心里十分难受，心慌闷气，从心电监护仪上看到心率每分钟达130多次，呼吸每分钟快达70余次，呼吸急促而表浅，已达不到有效呼吸。我急催护士：“快让大夫来看我，抓紧用利尿剂，我要出危险了。”当主管大夫见到我的情景后，他也被惊得大汗淋漓，赶紧给我静注了“速尿”和减轻肺水肿的药物，还给我注射了镇静止痛药物。我连排几次尿后，又过一个多小时才平静下来，自己庆幸又捡回了一条命，真正体验到作为患者的无助与后怕。专家说我的心脏手术做得很好，但又因“过度输液”险些丧命，实在遗憾。

　　我出院一个多月了，有一个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医生不开大方，就完不成每月的任务，实在是一件矛盾的事情，“过度医疗”也是形势所逼。另一方面是医生职业道德的问题，作为人类生命守护神，一定要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切莫为一时的经济利益而丧失个人的良心，更不能把患者的生命安全抛到脑后。

　　治感冒，中药比输液快

　　山西省运城市中医医院 王金成

　　“过度输液”不是偶然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原因是医疗模式不合理，付费方式偏误。

　　战争之前，中医药学在我国一统天下，经过5000年发展，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法、方、药完备的诊疗体系，为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战争后，西方医学传入我国，迅速发展壮大。解放后，我国出现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医疗力量。由于各方面原因，西医无论从人员数量、医院规模、政府投入等方面远远超过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数10倍。医疗模式的转变，用药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由服用中药转变为服用西药、打针、输液等。如果说，感冒服用中药比输液好得更快，很多人都会怀疑，其实这是真的。近三年来，我自己运用中药颗粒剂治疗感冒发烧，轻则1剂，重则二三剂，药到病除。

　　另一方面，解除疾病必须要兼顾费用，只有二者完美结合，才会促进三支医学力量的合理发展。现行医患之间产生的费用类似于消费，费用产生取决于就诊的次数，而不关心疾病是否痊愈。每次就诊产生费用多少取决于医生，而不是患者，形成主动看病，被动“消费”，费用无法控制的局面。医患之间是否可试行工程项目式付费方式？即针对某一种病限定均价，结余部分归医务人员所有，超出部分医务人员负担60%，患者负担40%。这样，可以从源头上解决只顾看病，不管费用的怪现象，迫使医生研究解决疾病最有效、最经济的办法，让医生体面地得到自己的劳动报酬。

　　患方责任不能忽视

　　山东省德州市中心医院病理科 徐连泉

　　说起“过度输液”，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医院和医生，认为“都是钱惹的祸”，是医院和医生在追求利润。这样的论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认为患方的责任更大一些。

　　我是一家三级医院的医生，事实上，除了我自己，我的父母、弟弟、妹妹乃至我的爱人和儿子都是“过度输液”的受害者。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小的时候有一次感冒发烧38.3℃，还活蹦乱跳的，我爱人就吓坏了，唯恐孩子给烧傻了。我说发烧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在对付病毒，这样的体温完全没有必要管他，让孩子多喝点水，多休息，几天后就会好的。爱人不听，说我这是对孩子不关心，非要闹着去医院看看。我们医院的儿科医生和我说的几乎一样，也只开了一点抗病毒的口服药。她竟连我们医院也信不过了，自己带孩子去了一家社区卫生站，说是那里有一位给小孩看病特别好的医生。“名医”倒是痛快，一连给孩子输了5天的液体。类似的例子也多次发生在我的家人身上，能说“过度输液”都是钱惹的祸吗？

　　“过度输液”不是简单的医疗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有医院和医生的责任，也有国家政府的责任，更有患方本身的责任。

　　遏制“过度输液”需要技术支撑

　　吴新地

　　“过度输液”伴随着责任缺失和利益获取而来，一直处在增长迅猛的状态，若不及时加以控制和监管，今后势必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和发展态势。笔者认为，要想摘掉“输液大国”的帽子，不仅要靠公立医院的改革，还要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撑。

　　首先要建立起明确的“基本度”，即标准，以此判断输液的处方是否真的“过度”。建议卫生部门及医保部门合作建立起一个科学合理的“度”，再将“度”分层，以适宜性和必要性为标准分析有多少是必要输液，有多少是可输或可不输，有多少是没必要也输了。

　　笔者多年来坚持用药“少而精”的原则。对于抗生素的使用更是“能口服不打针，能打针不输液”，严格把握抗生素和输液的临床指征。就新疆来说，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导致冬季寒冷干燥，极易发生上吸道感染。绝大多数患者进门就主动要求输液，当笔者推荐口服药或肌注时，病人往往会拒绝，因为他们已经不相信吃药能治病。显而易见，没有患者认可的疗效快的好药，是病人选择输液的症结所在。

　　要减少输液，技术创新不可或缺。在适应症上，有效的口服药优于肌注，肌注优于静脉输液。如果有疗效好的口服药，用量小、副作用小，价格便宜，谁还会去选择用药量大、毒副作用大、易耐药、价格高的输液呢？

　　而专利转化和新技术推广的相对滞后，也是影响过度输液的因素之一。如在肌注方式的革新上，就有一种新的专利技术解决了肌注疼痛、剂量不好控制和二次感染的难题。一次性使用自毁式注射器和双尖无痛注射针，这两项国家专利技术搭配使用注射既不痛又廉价。临床若能广泛使用，将对遏制“过度输液”和滥用抗生素起到作用。

　　多角度审视“过度输液”

　　张德辉

　　从公立医院到个体诊所，哪家不是患者排队在输液，一个小小的个体诊所，每天要为患者输100多瓶液，这里面既有患者理念的问题，也有医生价值趋向的问题，当然也有政策引导方面的问题。

　　观念是“过度输液”的引子。每个疾病都有其发生和好转的过程，作为患者对这些却不了解，认为疗程越短越好。诚然，在短时间内为患者治好病这是每个医务人员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过度的要求又催生了一些旁门左道的方法。如患者要求医生快速治好自己的感冒，医生便在液体中加用激素，表面看疾病确实很快就好了，患者觉得医生医术很高，但是却不知道长期的危害。反之，如果这个医生用口服药物为患者治疗，可能疗程较输液治疗长一些，影响患者的评价，对于个体诊所，它们肯定更不希望这样。

　　利益是“过度输液”的催生剂。医院要维持医护人员的生存，那就要有经济效益，输液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通过输液既体现了药品的价值，又体现了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个体诊所只有通过对更多的患者输液，才能获得更大的效益，如果来一个患者只拿几片药就走了，那诊所还怎么维持。

　　无知是“过度输液”的提升者。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人们感到越来越累，部分人不从根源上查找自己累的原因，而是要求医务人员为他们输液，美其名曰：“太累了，补一补”。

　　“过度输液”是多因素导致的，我们不能只讲政府制度缺失，也不能把责任强加给患者，更不能单纯以为医护人员“利欲熏心”。医务人员要从我做起，向身边的人宣讲正确的理念，树立正确的利益观，为“过度输液”这间危房拆除属于自己的一块砖。

　　结束语：本版推出“过度输液”征文活动到今天要告一段落了。本次征文活动得到了读者的积极响应，通过各种方式为我们投稿，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来稿中，有医生和患者的亲身经历，也有读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过度输液”的原因，“过度输液”是一个已被发现，但尚未解决的问题，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