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精神病患者频伤人 家属无力应对求政府帮助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有大量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未被机构接管或收容，而这些家庭，一直承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苦难和无奈。很多家庭被迫采取极端措施，不惜犯罪来获得解脱。《精神卫生法》进入立法程序，或许可为他们带来曙光。

　　“武疯子”伤人事件

　　2010年3月至5月中旬，江苏省常州市发生5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例如：3月15日，29岁的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杨某将奶奶砸死；4月12日，邳州人衡某因“怀疑”邻居沈某等人辱骂他，持斧头砍伤沈某家5人。28岁的衡某患有精神病。

　　2010年5月12日，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幼儿园发生凶杀案，造成9名师生死亡、多人受伤。而据当时了解，肇事者是一名疑似精神病患者。

　　2010年12月，宝鸡市陈仓区桥镇花园村一村民家遭“武疯子”袭击，一家4口1死3伤。

　　2010年9月，武汉市硚口区长丰村一名“武疯子”将路人乱砍20余刀，致人重伤。

　　2011年9月13日，西安市民李女士在位于骡马市的兴正元广场逛街时，被一个“武疯子”（具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砸晕。据了解，该患者已在此处多次犯事。

　　亲人弑杀“武疯子”事件

　　2007年4月20日凌晨，云南省会泽县一名精神病患者睡梦中被家人合力杀死。

　　2007年4月19日，44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国棉六厂工人王西宁因不堪忍受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经常伤人毁物，选择了将儿子顶入湖中溺死。当时，其子年仅13岁。

　　2007年8月11日，蓝田县一位叫韩西鹏的父亲杀死了自己有智障的儿子后，自杀身亡。

　　2010年7月13日晚，户县人李新年和二儿子李磊在家人的注视下，用绳子将患有癫痫和小儿麻痹症的大儿子勒死。原因是，经常殴打家人和外面的人，严重的暴力倾向让家人忍无可忍。

　　9月20日下午，陕西省合阳县和家庄镇西马村，曹茹萍看着儿子马颖伟唯一的遗照，泪如泉涌。

　　照片是10年前照的，照片上的马颖伟大概是十四五岁的样子，清秀、帅气。那个时候，马颖伟还没有发病。

　　但后来，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马颖伟出现了严重的暴力倾向，经常对家人拳脚相向，甚至威胁到了家人的生命安全。

　　终于在2007年8月4日，忍无可忍的父亲马建军一个在乡邻里口碑颇佳的小学教师做了一个决定，“先下手除害”。就这样，马颖伟死在了亲生父亲手下。

　　含泪杀子：

　　实在被逼得没办法

　　曹茹萍说起丈夫的动机，仍然坚持：“他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干出这样的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儿子，让儿子解脱，不再为病痛苦，这个家也不再为儿子受罪。”

　　教师马建军在接受审讯时交代，其子马颖伟患精神病，多年治疗一直没有彻底治愈。经常在家里殴打父母、姐姐，而出门在外更是多次伤人，惹祸不断。煎熬中，马建军突然产生了杀死马颖伟的可怕想法。

　　2007年8月3日晚，马颖伟叫父亲带自己到西安看病。次日早，俩人从村里坐车到合阳火车站。马建军对儿子说：咱到咸阳去逛一下。父子俩到了咸阳渭滨公园。当天下午在公园里划了一会儿船，傍晚在公园里吃了饭，后转到一个亭子边。

　　这时马颖伟又发病了，突然在父部打了一拳，并说明天早上拿石头把父亲砸死，然后拳打脚踢……过了一会看着儿子渐渐平静下来，马建军把随身携带的蛇皮袋子铺在地上让儿子睡下。这时马建军心里又泛起了那个可怕的念头。

　　他走出公园，在一家超市里买了把20厘米长的水果刀，沿原路返回到马颖伟睡的地方。他担心用刀子杀不死儿子，儿子反而把他杀了，又改了主意，决定用石头砸，这样儿子就来不及反抗。

　　他找了一块形状不规则的石头，大约十几斤重。双手举起石头，狠狠砸了下去，儿子“哼哼”了两三声，他又砸了一下，人就不动弹了。他又掏出水果刀，在儿子身上猛刺了几刀。然后把刀子向南边扔到湖里，背着包走出公园。

　　曹茹萍至今还记得丈夫那一次回到家时的情景，当丈夫告诉了她发生的一切时，她很难受，还不敢声张，只能压着嗓子哭，丈夫也陪着她垂泪。

　　后来，她慢慢缓过神来，指责丈夫狠心，不该用石头砸、用刀戳孩子，“哪怕你把他推到水里去都行。”马建军喃喃地辩解了几句：“我打不过颖伟，如果颖伟把我推到水里去咋办？”

　　一个多月后，马颖伟被害案告破，咸阳警方从西马村带走了马建军夫妇。奇怪的是，村民们除了叹息之外，多数人对马建军抱有深深的同情。该村村委会召开了有23名村民代表、8名村干部、102名党员参加的会议，请求依法从轻处理。

　　2008年3月，马建军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马建军没有上诉。

　　4年之后，曹茹萍说起丈夫的动机，仍然坚持：“他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才干出这样的事，他这样做也是为了儿子，让儿子解脱，不再为病痛苦，这个家也不再为儿子受罪。”

　　意外的解脱：

　　患者自己累死了

　　外人几乎无法想象家里有个被称为“武疯子”的亲人，对家属意味着什么。

　　相较那些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早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而言，市民王先生遭遇的一件事情则一直让他心中五味杂陈。

　　王先生有位朋友10年前因身患精神病被工厂开除，家人将其领回老家扶风。几年前他曾经去看望朋友，朋友经常在家里打人、乱砸东西，把家里的水泥地面撬开乱扔。

　　患者本人处境，家人也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患者年迈的母亲悄悄告诉王先生，“家里实在受不了了，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有次母亲给儿子吃了大量，想着就这样让他“走了”算了，不要再害人害己。谁知儿子吃了后嫌苦、恶心，居然吐了，母亲又心疼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先生得知，那个身患精神病的朋友已于2009年去世，据当地村民说，死者虽然有精神病，但去世前身体还是很结实。去世的那一天，家里只有母亲、弟媳和一个年幼的侄子。有村民曾去给死者理发，据说发现死者口鼻流血。其母对外人说，儿子是累死的，发病之后在家里一直折腾，还摔伤了，最后活活地把自己折腾死了。

　　对这件事，尽管有一些传言，但村民们也不愿去猜度和追究，“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再说家属也太可怜了，不管怎样也总算是解脱了”。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陕西省曾连续上演了3起杀子悲剧，这3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遇害者都是精神病患者。

　　2007年4月19日，44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国棉六厂工人王西宁因不堪忍受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经常伤人毁物，选择了将儿子顶入湖中溺死。当时，其子年仅13岁。

　　2007年8月11日，蓝田县一位叫韩西鹏的父亲杀死了自己有智障的儿子后，自杀身亡。

　　即使用最惨绝的极端手段获得了所谓的“解脱”，但整个家庭仍会长久的背负精神之痛。

　　马建军服刑的监狱距离合阳有数百公里，曹茹萍身体不好，已经很久没去看望丈夫。倒是女儿去得多一些。前一次见面，女儿觉得父亲精神状态不错，似乎胖了一点。父亲原来在监狱的老残队服刑，给犯人们代课、扫盲。但前不久他主动要求调去参加劳动，这样能够多挣工分，争取减刑。

　　女儿说，这些年去看望父亲，或者父亲从监狱里打电话回来，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从来不提弟弟马颖伟。“我们希望父亲能够把这件事忘了，当然这根本不可能，我们只能尽力避免提起这个话题。”

　　家属呼吁：

　　我希望得到政府帮助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

　　2010年6月12日，河南驻马店21岁的王春辉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帖子称：“我们作为精神病人家属，深受精神病的危害，精神病人轻则毁物打人，重则。当家人承担了自己的监护义务之余，国家是不是应该考虑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谁来捍卫，因为精神病人发起病来是六亲不认的。我恳求天下有识之士帮帮我，让国家建个精神病人收容所吧”。

　　从13岁开始，王春辉就多次目睹患有精神病的父亲闹事打人，把好好一个家搅得再无安宁。年轻的他竭尽所能想要撑起整个家，但感觉非常吃力。对于今后的人生，也悲观不已。

　　大约一个月前，父亲又发病了，举起板凳就砸断了母亲胳膊。受伤的母亲只好去了郑州，跟女儿一起住。

　　由于曾多次陪父亲住院治疗，王春辉认识了很多精神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了解到他们和自己一样纠结无奈。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这就是我在网上发帖子的原因。”王春辉说。“然而事实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得到过，我也一直在关注和等待《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但至今还是失望。我希望国家能够建立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看着父亲，管他吃喝，这样，我才能腾出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打算。”

　　帖子发出后，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偶有回应，也是和他有同样境遇的人。

　　王春辉并不了解，其实对于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曾经想过一些办法进行管治。

　　1987年12月，国家公安部治安局在天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会同卫生、民政等部门加强管理。

　　随后，一些省、市公安机关报请政府批准，在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步建立了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统称为安康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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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康医院”：

　　数量少且面临资金困境

　　最初全国只有16所安康医院。不过，安康医院发展到今天，全国也只不过只有23所。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全国大中等城市，都得设立安康医院，以收治周边地区的具有肇事肇祸行为的精神病患者。但由于限于财力，好多地方都没有设立安康医院。

　　以陕西为例，只有西安有一所安康医院，是西安市公安局下属的一所国家二级精神病专科医院，具有治安管理和医疗双重职能。其服务对象一是来自公安机关的送治病员，二是面向社会接受委托，收治公民、法人送治的病员。

　　据西安市安康医院政秘科科长张小甫介绍，该院共有180个床位，目前共收治70多名精神病患者，其中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肇事肇祸的患者有40人左右。

　　在这里接受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主要都是一些严重肇事肇祸的患者。

　　据介绍，沈某1969年患精神分裂症，经常打骂亲人，其父母不堪忍受折磨，服毒自杀。他1981年结婚，次年的一天深夜，他趁妻子熟睡时，用凳子将妻子打死，当时妻子尚有7个月的身孕。后来，沈某被单位送到咸阳社会福利院接受治疗，1983年出院。

　　不久，沈某又在其家门口无故打死一过路老人，又被单位送院治疗，再次出院后，1988年，他和一名女士同居，时隔一年，又是晚上，他用铁锤打死了该女士，同时遇害的还有这位女士12岁的 孩子。

　　1989年，沈某被送到安康医院强制治疗。他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15年。2004年过世，时年54岁。“幸亏沈某是一个正式国家职工，其治疗费用都由单位掏钱。如果是普通人，光治疗费就把家里压垮了。”一位医务人员感慨。

　　据了解，该院平均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月的治疗费用3000元左右。就是这个数字，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

　　来自蓝田县的周某是个农民，2000年患精神分裂症，经过多次治疗，由于家庭困难，没钱了就出院，病情断断续续，经常反复。

　　2005年4月19日，周某怀揣来到村小学女厕所，本意是要杀死一个女娃，后来又觉得杀死女娃没意思，就跑到男厕所，毫无原因地一名9岁**。又把尸体拉到厕所门口，在肚子上不断踩踏；被抓后他说：想和某某人结婚，必须要一个人才行，否则就结不了婚。

　　2005年7月，经过了司法鉴定的周某被送到安康医院治疗。据医生介绍，目前周某的病情已经有所好转，整天喊着要回家。但其唯一的家人也就是他的母亲表示：“他要是回来，我就活不成了。”并表示自己无力看管、供养他。周某也只能继续在这里待下去。

　　按照西安市有关规定，由公安机关强制治疗的精神病患者的医疗费用，由其监护人负责；没有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没有能力的，由政府负责。西安市政府每年给安康医院有40万元的行政拨款，但是这笔款项，与实际需要尚有较大差距。

　　《精神卫生法》：

　　只要有就是进步

　　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实际上，精神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突出的社会问题。在酝酿多年后，终于正式列入立法程序。

　　2011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在其官网公布《精神卫生法(草案)》全文，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许多媒体把焦点对准“能否杜绝被精神病”，但对仍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患者家属们来说，他们更看重的是该草案透露的其他信息，而这才是他们目前最需要的。

　　家有精神病人不再只是家属自己的事，有权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居委会、村委会、患者所在用人单位等应当依精神障碍患者或者监护人的请求，对监护人看护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9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并决定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专家指出，从1985年，卫生部组织起草精神卫生法以来，此项立法历经26年，迟迟不能出台的主要原因是各方职责分担方面不具体、不明确，政府责任和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责任划分不清晰。

　　草案对此虽有所规定，但可操作性仍不是很明确。对社会普遍关心的“被精神病”问题，规范了适用程序，包括诊断时间、诊断医生人数等，但未涉及司法介入问题，而在国外强制送院需要法官、律师、患者代理人、精神卫生专家等组成精神卫生法庭共同决定。

　　此外，在我国，由于技术水平和各种原因，精神病治疗80%需终身治疗，费用高昂。草案规定稍显空泛，建议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共同承担的方式，治疗费由政府医疗救助基金支付，家属只负担生活费更适宜。

　　尽管各方还有各种期望和看法，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精神卫生法》终于即将走上前台，对于成千上万的王春辉们来说，“有了法就是进步，家属就有个靠头，很多人可能就不会再想那些不该想的办法了”。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亿人，重性精神病患人数已超过1600万。精神病发病率日前已占我国所有疾病发病总数的20%，未来20年将增至25%，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0%。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精神卫生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它与我们每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整体福利都密切相关。

　　精神病人收治现状

　　2007年，中华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曾就全国百余家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所受理案件做过统计，发现2006年所受理案件中涉及刑案的有近万例，其中案2153例。

　　全国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是专门用于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监狱”，1988年至1998年期间共收治7.5万人次，平均每年7500人次。

　　我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之多，而住院治疗的患者不超过12万。除了观念，经济上的尴尬也妨碍着家庭不能及早对精神病人进行正规治疗。

　　2004年9月30日，中国精神卫生作为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正式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当年12月，一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具体负责，旨在探讨、建立适合各地医院和社区，一体化重性精神疾病连续监管治疗模式的项目，随即被进行试点。中央财政每年拨款686万用于项目培训经费，此后资金逐年增加。

　　如果稍微懂一些精神卫生常识，宝鸡眉县农民李新年及其家人也许不会将自己的长子残忍弑杀。

　　2010年7月13日晚，李新年和二儿子李磊在家人的注视下，用绳子将勒死。

　　在被亲人弑杀之前，一直过着被家人和邻居们称做“随心所欲”的日子。不劳作、对亲情没有感觉、易暴、易怒，并且口中经常会流露要的言词。

　　家人只知道他患有癫痫，因为缺乏精神病理常识，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和他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的亲人，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是一名精神病人。

　　用“冷漠”、“无情”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发病时精神病人的种种行为一点都不为过，因为无法认识到精神病人身上的这种特质，李新年一家才以同样的冷漠和无情杀死了。

　　失控的意识

　　由于社会对于精神病人的识别和治疗，在认识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相当多的精神病人也都处在一种“隐蔽”状态中。预防精神病人肇事、肇祸，家庭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病人关起来或锁起来。

　　在民间，精神病人又被称为“武疯子”，发病时，没有辨认和控制能力，因为幻听和被害妄想的驱动，众多精神病患者均呈现强烈的暴力倾向，这是常人所难以理解的。

　　2010年5月前后，国内各地在一个月前后发生6起校园恶性流血事件，而据相关媒体报道，有5起肇祸、肇事涉案者或“疑似精神病人”，或“证实患有精神病”。

　　目前，国内唯一能参考的数据为2007年，中华医学会司法精神病学组，曾就全国百余家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所受理案件做过统计，发现2006年所受理案件中涉及刑案的有近万例，其中案2153例。“实际上，随着当前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转型，有关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事件已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著名精神病学专家纪术茂告诉记者。

　　因为国内司法精神病鉴定机构只能受理由司法机关委托送交的案例，“实际的很多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刑事案件并未真正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纪术茂说。

　　对于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事件，公众其实并不陌生。

　　2004年8月4日，北大第一医院幼儿园，患有精神病的门卫徐和平，持刀砍伤15名儿童和3名教师，一名儿童死亡。

　　当年9月30日，湖南省临武教师刘红文精神病发作后，持刀16名师生，其中4名学生死亡。

　　2009年12月12日，湖南省安化县高明乡，精神病人刘爱兵持袭击老父及其亲属，致2人重伤12人死亡。

　　全国公安系统的安康医院是专门用于收治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特殊监狱”，1988年至1998年期间共收治7.5万人次，平均每年7500人次。

　　精神病人的极端凶杀行为为社会带来的不稳定因素，成为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些血腥的案件，公众对于精神病人的看法一直显得粗略而简单：要么精神病人，要么忍无可忍的家人杀病人。

　　在纪术茂看来，病人家庭成员以及周围人，对精神病学常识的匮乏才是当前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国精神卫生法迟迟未出台，社会对于精神病人的识别和治疗，在认识上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家属的羞耻感和被歧视

　　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日前大多数的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胡开捷，在西安雁塔区电子城西京社区卫生服务站已经工作了21年。四年前，她被安排负责社区精神疾病防控工作，第一件事，就是去为社区一名精神病人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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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医生，胡开捷第一次亲眼见到这种情形后还是非常震惊的。

　　病人36岁，名叫贾建（化名），不发病时和常人无异，而一旦发病便会抄物伤人。三年前，年迈的父母再也无力为他看病，一根铁链将他与这个世界隔绝。

　　在病人漆黑的房屋里，叮当作响的铁链声让胡开捷的头脑里不断闪现电影里即将被处决的犯人。

　　而让胡开捷不忍再看下去的是和这个精神病人一起生活的家人。

　　病人的家里没有一件多余的家具，所有的窗户均被钢筋条焊死，因为没有板凳可坐，胡开捷和病人的家人只能坐在床沿边说话。“你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再去安慰病人的家人，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折磨让那些家中有病人的家属脸上总是一副僵化的表情。”胡开捷说。

　　而此后，在接触越来越多的精神病人家庭后，胡开捷甚至也越来越麻木于自己的感受。“你看到的家庭大都是一个样的，除了睡觉的床和做饭的锅，有精神病人的家庭通常都不会有多余的家当，要么，要么根本就不敢买。”

　　胡开捷称，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十有八九都可以用一个词家徒四壁来形容。

　　在社区，为摸清精神病人的情况而进行的走访，胡开捷经常遭遇被患者家属泼水或不给开门的尴尬局面。“只要家里有一个精神病人，家里的其他人似乎也与世隔绝了。”胡开捷说。

　　因为头脑始终会被突如其来的幻觉、幻听和被害妄想所控制，精神病人常常会处在一个极不安全的意识当中，和他们一样感受到不安全的，还有家人。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一种深层次的被歧视感，更成为家庭成员的精神之痛。

　　调查发现，有接近7成的精神病人家庭认为，被人知道家中有精神病患者是羞耻的。观念上的尴尬，也让日前大多数的精神病人没有得到有效治疗。

　　治疗的瓶颈：费用不菲 很难对症

　　在广州，普通病人的治疗费每月一万元左右。在陕西，病人每月普通收费也会在4000元左右，无疑会令很多家庭望而生畏。

　　在中国，重症精神病人已超过1600万之多，而住院治疗的患者不超过12万。除了观念，经济上的尴尬也妨碍着家庭不能及早对精神病人进行正规治疗。

　　广州市脑科医院心理科临床副主任医师徐文军，并不避讳用“昂贵”这个词，来描述当前中国精神病治疗费用。

　　广州市脑科医院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治疗精神病的医院，普通病人的治疗费用每月会在一万元左右，如果病人再使用好一些的进口药物治疗和监护，每月的花费应该在两万元左右。“但与上海、北京等一些公立的精神病院相比较，广州的收费也只能排在中间偏上。”

　　徐文军说，南方一些发达城市，精神病院的收费要远远高于这个数字，好一些的私立精神病院就更不用说了。

　　在陕西省，市区的精神疾病专科医院，病人每月普通收费也会在4000元左右，这笔费用无疑会令众多家庭望而生畏，尤其是农村家庭。

　　受国内精神病研究、治疗技术的限制，目前国内很多用于治疗精神病的药品均为进口药品。

　　比如一种被称为“奥氮平”的进口常用药品，每片（10毫克）约合56元，普通病人的用量每天会在2-3片，而且一旦服用会很难再停药，一个月下来需要三四千元。

　　其次，是对于精神病的确诊问题，在国内一直处在一个至今仍难以突破的瓶颈状态。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精神病学专家告诉记者，很多精神病医院也利用了这个学科上的漏洞。

　　在医学上，精神病学科一直被认为不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学科，原因是，医生可以自由描述病人的症状，因而即使是诊断有错误也被认为理所应当。

　　就“精神分裂症”这种常见的重性精神疾病而言，其分类就可达十几种之多，如果不能确诊究竟为哪一类，用药就会常常无的放矢。

　　这也是民间流传“得了精神病就永远治不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常一位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时间会在1-2年，更有一些病人住院的时间会在4-5年，一个精神病人的正规治疗很可能会拖垮一个家庭。

　　对此，纪术茂、华西医院精神科教授刘协和等老一辈精神病理专家，一直在不同场合呼吁：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一定要执行严格的诊断标准。

　　“每一个诊断环节都必须有心理测量数据的支持而不能仅靠描述。”纪术茂称，只有正确的诊断和对症下药，才能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平息患者家属为病人看病的内心恐慌。

　　此外，早期正确的诊断也可以有效防止病情加重，“精神病并非不治之症。”纪术茂说。

　　政府的参与最重要

　　能争取到一次免费住院治疗的机会就相当于解救了一个家庭 这个针对全省精神病人群的项目，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显得那样珍贵。但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大多数社区精神病人只能享受免费发放的治疗传统精神疾病的药品，如“奋乃静”、“氯丙嗪”。

　　从起初的每月30元到现在的50元，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2005年，无锡精神病学专家刘锡伟开始为刑法赋予的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奔走呼吁。

　　从留美博士陈丹蕾杀死丈夫碎尸案，到后来的马加爵案、邱兴华案，刘锡伟的呼声也越来越陷入“孤立无援”。

　　而在纪术茂、刘协和等人看来，为精神病人的肇事、肇祸刑事豁免权奔走呼吁虽然必不可少，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向全社会普及精神病理学知识。

　　“加强对病患家人、单位、学校、邻居等接触人群进行精神病的识别常识教育，做到早发现、早识别、早治疗，而政府的参与尤为重要。”纪术茂说。

　　与国外相比，直到2004年9月30日，中国精神卫生才作为唯一的非传染病项目正式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系统。

　　当年12月，一个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具体负责，旨在探讨、建立适合各地医院和社区，一体化重性精神疾病连续监管治疗模式的项目，随即被进行试点。

　　因为中央财政当年专项拨款686万元用于项目培训经费，这个项目因此又得名“686”项目，之后这个项目的专项资金在逐年增加。

　　胡开捷便是作为西安市雁塔区“686”项目首批培训的医护人员，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了在西京社区具体的试点。

　　工作开展后，胡开捷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满社区地寻找被人们称为“文疯子”、“武疯子”的精神病人并建档，贾建是她随访的第一个社区精神病人。

　　开锁后的贾建经由胡开捷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出示相关证明后，被申请去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进行免费治疗并每月领取免费药物。

　　至今，胡开捷共为社区两名精神病重症患者办理过免费住院，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却来之不易。

　　能争取到一次免费住院治疗的机会就相当于解救了一个家庭这个针对全省精神病人群的项目，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显得那样珍贵。

　　大多数社区精神病人只能享受免费发放的治疗传统精神疾病的药品，如“奋乃静”、“氯丙嗪”。

　　从起初的每月30元到现在的50元，令胡开捷诧异的是，每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都在减少。

　　胡开捷所在的西京社区常住人口有一万四千人左右，在册登记的精神病人约在30个人左右，而今年申请免费用药的病人只有一个。

　　在胡开捷看来，除了有些家庭可能会给病人吃更好的药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家庭并不愿让外人知道或强化家中有精神病人这一事实。

　　在社区，举办糖尿病、高血压这样的讲座往往人满为患，而有关心理、精神卫生方面的讲座，往往需要居委会发动才会有人来听，精神卫生的普及在目前来看还是有一定的困难。

　　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

　　近5年试点推广，随访、建档、督促治疗、讲座、申请免费药品等并没有。 病人来看病，没人再喊“神经病来了”，也有人主动和治疗的病人打招呼了。社区一名患者病情缓解后，甚至被居委会安排了工作。

　　尽管如此，西安交大附属一院精神心理卫生科主任高成阁却认为，有效防控精神病人肇事、肇祸现象出现，目前只能依托社区来进行。“通过社区的监控，高危精神病人的不良行为能够在第一时间被反馈，这种做法对于预防和干预精神病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日前最有效的做法。”

　　这种对精神病人在终端进行管控的模式并非国内独有，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等国家在社区精神病人的管控方面就已经有了相当成熟的做法。

　　发达国家的社区甚至能做到，当发现精神病人不再按时到固定点取药时，就意味着其可能发病，这类病人马上就能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在国内，“686”项目的启动，才真正将社区精神病人的管治、信息网络建档，被提到一个正式的议程当中。

　　而此项目在推广中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病人家属在内心的自我歧视。

　　胡开捷的经验里，目前社区精神病人的统计数字只会少不会多，“肯定有些精神病人被家人深深隐藏起来了。”

　　在胡开捷看来，近5年试点推广，随访、建档、督促治疗、讲座、申请免费药品等种种的工作并没有。一是病人来看病，没人再喊“神经病来了”；二是有人主动和治疗的病人打招呼时，“那些人终于能抬头回应别人了。”

　　社区一名的患者，在病情得到缓解后，甚至被居委会安排去做一些没有压力的工作。

　　政府一旦重视，社会对精神病人的看法和医治，呈现的又会是另外一番情形。

　　在香港、上海、广州等一些发达城市，由政府投资，旨在恢复精神病人的社会功能而建的“精神康复农场”、“康复站”、“庇护工厂”等公共设施也在逐渐增加。

　　对社会上关于精神卫生方面的偏见，高成阁更喜欢引用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所说：精神卫生已经被忽略得太久，对于个人、社会和国家的整体福利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必须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它，使其得到普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