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地区的“性偏好”

苹果电脑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出道前在美国旧金山作过一段嬉皮士。1960、70年代，旧金山曾是反文化运动的大本营，也是后来硅谷高科技产业区的孵化器。由叛逆青年变为时代先锋，由反对主流的堡垒走向引领时尚的前沿，这种人物和城市的身份转化是否暗含着某种内在逻辑？
人们谈论起每座城市的特色，几乎和他们评价每个人物的秉性一样兴味浓厚。媒体每年都会推出根据各项指标排列的城市排行榜。区域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并不是城市竞争指数的单项罗列，而是各项指数之间的内在联系。1990年代末，研究高科技产业分布的美国学者弗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惊奇地发现，高科技产业发达的地区，的人口比例也比较高。依据两者的相关程度，这很难说这是巧合。
弗罗里达猜想，如果说有什么能将这和科技人才吸引到同一地区，那便是城市的宽容环境。看过《断背山》（Brokeback Mountain）的朋友都知道，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爆发以前，在宗教气氛浓厚的美国一直是头等社会禁忌。性革命之后几十年，环境虽然比以往宽松许多，由于右翼保守主义的回潮，与有关的议题又成为社会争议的焦点。
随着意识形两极化，美国各大城市也逐渐形成了或自由或保守的“性偏好”。在纽约的曼哈顿区，你会看到《欲望都市》（Sexand City）中的场景：一对男“同志”相互搂抱着招摇过市；在传统的南方城市里，者则很少敢于公开自己的性取向。
如果一个成年人总是找不到，或者找到了也只能担惊受怕地过把瘾，他或她在这种地方弊久了一定想搬家。美国又是内部迁移率极高的国家，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者自然有机会就会搬到那些乐意接受他们的城市。
那么，硅谷英才们为什么也喜欢宽容无拘的气氛？众所周知，这些人尖子能在龙虎之地混出名堂，必定有过人之长；众所不知的是，这些人尖子大都也具有异于常人的怪癖。美国人戏称硅谷的科技人才为“Nerds”，意指那些不喜社交，一味钻研某种技艺的怪人。有些“Nerds”在学校里连女朋友都找不到，挣到大钱才变成“钻石王老五”。这种人或许能够创造大笔财富，却不是那种讨人喜欢的好邻居。也只有在硅谷这种地方，他们才能够获得别人的赏识和承认，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奋斗。这里的人们既然都有些怪癖，大家彼此见怪不怪，也就习以为常了。
宽容吸引人才, 人才创造科技，这就是弗罗里达在他的成名之作《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提出的“三T理论”（talent, technology, tolerance）。以往主流的区域经济理论强调城市吸引企业的重要性。企业在某地投资会创造就业机会，寻找工作的人们跟着搬入，地区就会蓬蓬勃勃发展起来。弗罗里达则强调“以人为本”。在“创意经济”时代，城市需要致力于吸引和保留大量“创意阶层”，这些人才点子颇多，他们自然会想方设法兴办企业，带动就业和经济增长。那么如何才能吸引人才？弗氏认为，高工资和低物价水平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重要，因为创意阶层更看重新鲜惬意的城市体验。因此，弗氏建议城市管理部门开发市内的自然和人文景观，丰富城市的外在魅力；修筑自行车道和小型球场，而非大型体育场馆，因为创意阶层更喜欢参与式的体育运动，而不是坐在看台上喊“加油”。
弗罗里达提出创意阶层理论之后，不少学者在欧美各地进行了数项实证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然也有不同观点。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格雷斯（Edward Glaeser）重新检验了弗氏的数据。他发现抛开旧金山和洛杉矶两个显得例外的偏值（outlier），人口和高科技产业的相关性并不那么显著。
争议还在继续，可以肯定的是，弗罗里达已经开创了一片区域经济的全新研究领域，预示了新经济活动模式的到来。人类从采集狩猎社会转入农业社会之后，安土重迁的生活一过就是几千年。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型将人类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推动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而以“后工业”或“创意产业”为标志的后现代社会转型，可能再一次将人类从城市的定居状态中解放出来，转向游走于都市之间的迁移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