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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防所忙着挣钱快成门诊 财政窘迫已成各地缩影

  新闻背景:自张海超开胸验肺以来,以往并不惹眼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开始被公众广泛关注。一部施行了7年的《职业病防治法》突然备受诟病,其在实际操作中存在的不足,也引起媒体与专家的一致意见: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势在必行。

  一个体系的改变,除了有赖于立法上的支持,更要依靠体系本身环节的顺畅,在一周多的时间里,记者调查了我们身边的职业病防治体系。实际上,根植于这个体系的所有环节,都不希望类似张海超事件的再次发生。

  惟有理清依附于职业病防治体系上的杂乱,才能让“张海超事件”不再发生。

  职业病防治体系调查

  如果没有张海超事件,66岁的冯乃光还会继续隐忍下去,这个原本是辽宁省肿瘤医院住院部主任的业界人士,在评定自己是否是职业病时,依然束手无措。

  冯乃光愤愤地说:“仅仅因为职业病史的材料丢失,我就定不上是职业病!”

  只因丢了几年体检报告 就不能鉴定职业病

  66岁的冯乃光形容自己的晚年是个“活死人”,因为“不能运动、情绪激动,高兴不行生气也不行,吃东西营养好的不行,没营养的更不行。”

  这一切跟冯乃光的工作经历有着紧密相关。

  1979年,辽宁省肿瘤医院引进了钴-60的放射性治疗仪。冯乃光当时是放射线科机师组负责人,钴-60的半衰期是5年半,它是永久性放射性元素,在医疗肿瘤方面有广泛的应用,但钴-60本身的放射性也会对健康人产生很大的危害,钴-60具有极强的辐射性,能导致脱发,会严重损害人体血液内的细胞组织,造成白血球减少,引起血液系统疾病,如再生性障碍贫血症,严重的会使人患上白血病(血癌),甚至死亡。

  治疗仪其中,钴-60是被密封在一个铅制的密闭容器中,治疗时,钴-60会从专用的管道中升起来,通过照射窗对病人的病变组织进行几秒钟的照射。

  然而,肿瘤医院的治疗仪有时会发生卡壳现象,钴-60在未升到照射窗时就停住了,冯乃光不得不用50厘米长的铝制金属棍捅几下。冯乃光说:“虽然穿着防护服,但这种情况每年都要发生几次,我工作了10年,到1989年时经常会觉得身体无力,于是就调到住院部当主任了。”



  从理论上来讲,钴-60危害的潜伏期是20年,到了1997年3月,冯乃光被检查出造血功能严重不足,红细胞和白细胞连正常人的一半都不到,如果不进行治疗,一个月就会血竭而死。他患上了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简称MDS。

  随后,冯乃光接连去了多家医院诊断,但结果都一样。在冯乃光保留的诊断证明上,记者看到来自北京天坛医院、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及沈阳军区总医院的诊断证明上,无一例外地写着“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

  然而,职业病的诊断却让冯乃光无奈。冯乃光说:“医院提供了完整的工作史,但仅仅是因为几年的体检报告的丢失,鉴定机关就不予认定我是职业病。自从检查出MDS之后,医院的钴-60就不再使用。”

  虽然没能鉴定成职业病,但冯乃光不能放弃生存,从1997年3月份开始,冯乃光每月都要进行输血。冯乃光说:“12年我已经输血24万升,相当于6万个成年人的血量。”

  辽宁省肿瘤医院老干部科科长证实:“冯乃光的病与他的工作是有必然因果联系的,但是不是职业病,只能由职防所鉴定。”

  职防院为解决资金缺口 快成综合性门诊

  当公众对职业病防治院(所)口诛笔伐的时候,地方的职防所却也深感无奈。

  相关人士表示:“2000年全国医改时,将职防所的一些功能剥离了,进而在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下共有疾控中心、卫生防疫站以及职防所,但只有前两者有国家财政补贴,职防所只能是自筹资金。医改之后,辽宁省只剩下12家有资质的职防院所。”

  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无疑是全国地级城市职防所的缩影。抚顺市职业病防治院至今还没有自己的工作地点——在上级行政机关的照顾下,他们借用抚顺市第二医院的几个办公室。

  走廊墙上贴着的白纸显示:走廊就是抚顺市职防院的会议室。

  据了解,算上退休员工,抚顺职防院共有170余名员工,仅每年的工资就需要380余万元,但抚顺职防院每年从抚顺财政局只能得到20万元左右的办公费用。

  院长田辉介绍:“没有国家以及省财政的任何拨款,是大多数职防院所的共性。”

  本应是公共体系中一个必要环节,为何与疾控中心以及卫生监督部门有着如此大的差距?

  早在2000年,全国卫生系统资源重组,职防院所的检查监督功能被转移至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对于抚顺职防院来说,那次的改革差点让这个部门消失。

  2001年卫生监督体制改革,职防院的41个全额编制被收回,抚顺职防院的工资、应急救援仪器设备、药品完全靠医院自行解决。



  如果不是后来的《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抚顺职防院就会被并入当地的一家医院,成为该医院下属的一个科室。

  对于田辉来说,目前能够解决员工80%的工资,已经是几年来最大的进步。田辉说:“最开始,每个人只能开全额工资的50%,我这个院长的月工资只有600多元。工资不足导致人才流失,几乎年年都有骨干力量离开职防院。”

  人才与资金的缺乏,让田辉纠集于日常的找钱工作,然而更让田辉担心的是突发的应急事件。记者调查了解到,抚顺市有职业危害作业企业1500多家,有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300多家,直接工作人员近10万人。田辉无奈地说:“如果发生突发应急事件,我们职防所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应急设备都不够。一套设备齐全的高级防护服要2万多元,而我们只有十几套300多元的防护服,这种防护服的作用只是心理安慰。”

  田辉告诉记者:“为了能更好地发挥职防院的功能,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挣钱,让企业来做体检,但90%企业在职业病体检上都有推诿甚至是少报名的情况,我们没有让企业必须做职业病体检的职能,所以只有每天去求这些企业。”

  相对于抚顺职防院的窘迫,鞍山职防院在辽宁省内的情况算比较好的。而鞍山职防院破解资金困难的方式就是“以副养正,通过大力发展副业,来解决正业上的资金缺口。”

  鞍山职防院的负责人毫不隐讳地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接近一个综合性门诊的功能了,主要是治疗妇科等方面的疾病,以此来保证职业病防治方面的资金缺口。”

  职业病之痛

  记者从沈阳市总工会获悉,位于沈北新区马刚乡的“沈阳鸿本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外资企业,有职工1100多人,主要生产各种铸造件,粉尘危害十分严重,连他们自身都认为:如果完全按照规定的要求去做,他们这个企业就不能再进行生产了。

  在于洪鞋园调查时,记者发现园区内有一民营企业“长之兴鞋业”在使用一种没有商标的“鱼皮胶”做粘合剂。三年前一韩资企业“沈阳俊业皮革制品有限公司”就是使用“鱼皮胶”后,通过对105名员工进行的身体健康检查发现有29人患有“周围神经损害”,被确诊为“正己烷慢性中毒”,定诊为职业病。

  除了这种慢性生成的职业病,突发事件的危害则更大。

  广东省宝安区某乡某电镀厂1名员工进厂不到一个月,从事三氯乙烯清洗工作,在连续工作一周,每天工作14小时,在一次日常工作中突然死亡;东莞按价鞋厂,12名女工正已烷中毒……

  事实上,国家对职业病防治是高度重视的,随着《职业病防治法》的颁布,卫生部又相继制定发布了17个《职业病防治法》配套规章,制修订卫生标准667项。

  然而,规章制度在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增长面前,制度的严肃性再次受到挑战。辽宁省职业病防治院副院长王凡就告诉记者:“按照规定,有职业病危险的企业在立项之前,必须要做职业病预防评价,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招商引资的重要,这些规定形同虚设,越是经济落后的区域,越是重视项目的落成,现在已经形成了职业病危害,从发达城市向落后城市转移的局面。”



  记者在4年前采访某地铜厂中毒事件时(该铜厂就是从沈阳转移过去的),当地一名官员就不以为然地说:“我们这里缺少工业,有一点污染没关系,重要的是发展地方经济。”

  对于职业病防治的未来,田辉表示:“应该尽快将职业病防治院所,明确地归纳到公共卫生医疗体系之中,让职防所享有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待遇。落实职防院所的权力,比如,对特殊行业招工的职业身体检查,交还给职防院所,而不是现在的安全监督管理部门,他们既没有专业的人员,也没有专业的设备,这给职业病的发生带来了隐患。”

  但是,如果赋予了职防院所检查企业的权力,会不会带来异化?对此,鞍山职防院的负责人表示:“那是有法律来约束的。”

  专家说法:立法、执行、监督缺一不可

  在职防体系的现实中,有一个文件被忽视了,名为《卫生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病诊断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卫法监发[2003]350号)》(下称350号文)。

  该文为《职业病防治法》中关于职业病诊断可能遇到的问题做了补充规定,其中尤为重要的规定是:“用人单位不提供或者不如实提供诊断所需资料的,职业病诊断与鉴定机构应当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自述材料、相关人员证明材料,卫生监督机构或取得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提供的有关材料,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作出诊断或鉴定结论。”

  然而,这个文件并未被相关人士所熟悉。不过,细看此文件依然存在不足,因为该文对“由当事人提供的证明材料”的规定仍不够明确具体,这可能给职业病诊断机构带来不必要的风险。

  修改《职业病防治法》已经迫在眉睫,可修法并不能解决一切。《职业病防治法》起草者之一、在中国职业病防治领域举足轻重的专家、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院长黄汉林表示:“修法是必要的,但修改哪条,如何修改,以及修改之后的落实保障,还需要更复杂的过程。当初在立法的时候,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对职业病患者进行补救,而是为了更好地预防以及控制职业病的发生,是为了从源头控制职业病的发生。”

  黄汉林认为,任何一部法律都不是完美的,而一个健全体系的建设,除了要有立法的支持外,更有赖于执行以及监督的保障,三者是密切相关的。

  正在家休息的张海超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等待工伤鉴定结果;而冯乃光则等待重新鉴定的机会。

  不过,希望总是不断向前的,在最近的医疗改革的意见中“对中医院(民族医院)、传染病院、精神病院、职业病防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等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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