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妹性问题调查：被骗、未婚先孕等频繁发生

　　20年前，《三十万临时工在深圳》系列报道，其中就披露了打工妹的情感和性问题。20个春秋过去了，年轻人流动的规模和速度已今非昔比，深圳外来务工青年的人数已从20年前的30万变为数百万，而且流向也在发生变化。随着西部地区的开发，一些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村青年向西部中心城市集结。

　　于是，打工妹的性问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社会问题。在深圳等沿海发达地区，这个问题虽引起了社会的重视，但服务的力量相比庞大的服务对象却“杯水车薪”；而在西部等不发达地区，为打工妹提供青春健康服务的阳光尚未照进现实。

　　她们不应成为被社会遗忘的对象。关注她们，实际上也是在关心我们自己。

　　在新疆，打工妹的性问题长久以来并不为人所关注。

　　这群天真烂漫的农村少女，分布在城市各种服务行业和工厂，文化程度低，大多没有技术特长，精神世界匮乏，身处城市却仍局限在农村青年打工群体的狭小生活圈里。她们和所有处于青春期的少女一样，对爱与性懵懂又好奇，由于没有渠道去了解正确的性知识，被骗、未婚先孕、流产等事件屡有发生。

　　近日，记者采访40余位在新疆不同行业打工的女性农民工，试图多角度反映这些年轻女孩面对性这一敏感话题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好奇的背后是对情感的渴望

　　18岁的打工妹小芳从四川老家到乌鲁木齐打工前，父母千叮咛万嘱咐“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交男朋友”。和很多父母一样，他们最担心女儿面对花花世界经不起诱惑。

　　在新疆的许多打工妹和罗芳差不多大，她们正处在对异性产生好感和强烈好奇心的年龄，在农村普遍的“性即不道德”的观念下，她们没有渠道了解性知识，而来到城市后，环境一下子变宽松了。

　　刘洋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一家酒店做大堂经理。一天下午，女服务员们在包厢里休息，刘洋从一个包厢旁边经过，听到女孩们的阵阵笑声，她好奇地把门推开了。

　　3名服务员一见到刘洋顿时惊呆了，中间那位拿着手机的女孩慌了，把手机扔在了桌子上，其余两个人则羞得满脸通红，不敢抬头看这个平时关系还不错的经理。

　　“你们在干吗？”

　　“没、没干什么！”

　　看到她们慌张的表情，和手机里传出的微弱声，刘洋明白她们在看“不好的东西”，她没说什么，转身走了。

　　一会儿，其中一位个头矮小的四川女孩红着脸来到刘洋的办公室，低头小声说：“经理，我本来不想看的，但确实很好奇。”

　　在刘洋看来，这些女孩确实应该理解：她们从家乡来到陌生的大城市，为了生存拼命打工赚钱，她们不懂城市女孩“泡吧”、“慢摇”等休闲活动，也舍不得去消费。她们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极其匮乏，平常的娱乐就是和老乡聊天、逛大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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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调查中，记者发现，在为数不多的喜欢看书的打工妹里，受欢迎程度最高的就是《知音》等情感类书刊。虽然年龄小，但其中涉及性的细节，常常让她们“心潮澎湃”。

　　刘洋觉得，这些打工妹比一般的城市女孩更加渴望感情的慰藉，情感几乎成为这些打工妹唯一的精神依托。

　　被利用的单纯

　　“真搞不懂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单纯的女孩到底是开放还是无知！”在一家餐厅作中层主管的徐刚对此有些困惑。

　　刚从湖南老家来当服务员的小希就是让徐刚说不清的这种女孩。

　　不到18岁的小希看起来娇小、可爱，常常像孩子般顽皮，是餐厅里的开心果。一块儿工作的一个湖南小伙子爱和她开玩笑，一天，他们拿出手机，翻出下载的图片让小希看。

　　小希第一次看这种图片，羞红了脸跑开了。可那幅图片的情景让她不能平静。

　　不久，餐厅里一位男厨师说喜欢小希，她说不清是否喜欢他，就答应了和他交往。几天后，他们发生了性关系，小希承认她很想尝试。

　　小希的妈妈知道后立即让两人回老家结婚，妈妈知道，不是处女的姑娘在农村很难找到好婆家。

　　这让小希难以理解：“我们只是觉得好玩才在一起的，没有想过结婚的事。”

　　徐刚发现这些女孩找男朋友基本上没有条件，一起打工的男性随便给她们点儿好处，如给她们买点儿东西，请她吃个饭，女孩就愿意和对方同居了。

　　一些男性打工者说，“这些女孩有点单纯过头了，纯粹是傻，一骗一个准！”

　　“较之男性农民工可以通过、色录像、说黄色笑话等较为直接地发泄的方式，女性农民工更多的是经受心理折磨。事实上，从性心理来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旦女性从传统道德观念中挣脱出来，就容易违背性道德。”曾做过新疆农民工艾滋病现状调查的新疆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吐尔文江说。

　　之痛

　　在调查采访中，记者发现从事足疗、美容美发、餐饮等服务业的打工妹极易被顾客进行言语、动作上的扰，甚至犯。而这些打工妹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劳动知识培训，大都意识不强。同时她们也害怕别人知道后，认为她是不干净的女人，宁愿独自承受所带来的精神苦闷。

　　笑起来有深酒窝的胖女孩秀柯来自四川，自从被同餐厅的男服务生侵犯后，她变得沉默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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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天的一个上午，秀柯轮休，12人一间的宿舍只有她一人，睡梦中，秀柯感觉到眼前有个人把她的被子掀开了，趴在她身上，她猛地惊醒了，定睛一看，原来是和她一起轮休的男服务员。

　　“你要干吗？”秀柯推开他，却不敢大声喊叫。**宿舍同在一层，有个门隔开，只有晚上才锁，楼下就是餐厅，秀柯害怕别人知道。那天，那个男服务员了她，秀柯只能默默流泪。

　　没过几天，秀柯就辞职了。她几乎崩溃，从没谈过恋爱的她没想过她的第一次竟是这样的。重新换了一家餐厅的秀柯虽然表面上乐呵呵的，但她内心无时无刻不被这个可耻的事折磨着，年仅19岁的她不再幻想爱、相信爱。

　　“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

　　在针织厂工作的蕾蕾觉得自己就像待在“尼姑庵”：早上10时出工，中午1小时吃饭时间，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9时，10小时不停地站在挡车前织毛衣，非常枯燥。吃了饭，和工友在街边溜达一会儿后，就回到10人一起居住的大宿舍里，没事做就聊天。

　　蕾蕾和室友们也会偶尔聊起女性生理期的问题，一天，蕾蕾大声喊，“一定要等到结婚时还保持处女之身”，旁边铺位的女孩小声地问，“什么叫处女啊”，这让不太懂**之事的蕾蕾感到惊异，“天哪，还有比我更笨的”。

　　蕾蕾所在的工厂并没有开设针对她们的性教育课程，她们也很少上网、看书，几乎没有任何渠道去了解相关知识。

　　很多打工妹和蕾蕾一样，在这个敏感话题上缺少来自正规途径的引导。

　　在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旁，穿过阴暗狭长的地下通道，这片建在山坡上的低矮平房成为外来打工人群的聚集地。每天晚上七八点钟，这里穿梭着年轻的打工妹，她们大多是在火车站商贸城附近打工。

　　顺着平缓的山坡往上走，几百米的路程就有四五家破旧的小诊所。一位附近村民指着一家小诊所说，开诊所的外地男人据说以前是兽医，根本没有行医资格，屋内设施简陋，主要从事妇科，做人流，因为在大医院做检查比较贵，囊中羞涩的打工妹大都选择在这样一些小诊所里打胎。

　　“这家小诊所曾经停业1年，因为一次做人流时一个女孩大出血死了。为了躲避责任，开诊所的夫妻俩就到外地躲了一年，回来后依旧大门敞开。”村民说。

　　在采访中，许多已经有过的打工妹不懂怎么避孕，甚至从没有见过安全套。

　　乌鲁木齐市妇幼保健院计划生育科陈艳春大夫每天要做二三十例引产或人流手术，她发现来做人流的女孩年龄普遍偏小，有的未满18岁，甚至有的女孩经常来做，面孔很熟，她们中有一部分人就是打工妹。陈大夫利用术后指导的间隙和她们聊天，发现她们几乎没有避孕常识。

　　“外地打工妹在陌生的城市打工，离开父母的监管，特别是对待性问题方面觉得很茫然，又不敢开口问，极易产生问题，需要社会对她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普及基本性知识和避孕常识。”陈大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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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为社会所遗忘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社会的关怀并没有辐射到这些年轻女孩身上。

　　目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妇联、乌鲁木齐市妇联均未对女性农民工的性问题做过专项调查研究，就连防治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教育中，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宣教活动也十分有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管理处处长张鹏程说，针对已婚的流动妇女，每年各区县社区都会开展不同层面的免费避孕节育、生殖健康、优生优育方面的指导和教育，在流动人口聚集区长期设立避孕药具供应点，每年定期为已婚育龄妇女进行双查(查环、查孕)并免费上环、取环，妇科检查。“这些工作主要还未涉及大量流动的未婚妇女。”

　　“从官方到民间，大家普遍认为性是不学自会的东西，但事实却是家长羞于开口，生理课上老师闭口不谈，性在打工妹眼里越发神秘莫测。她们的性问题不仅关系到其个人的身心健康，也会引发一系列隐性或显性的社会问题，如、性犯罪、、包‘二奶’现象等等，这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一个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吐尔文江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疾控中心性-爱中心主任医师李凡说：“新疆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女性农民工的性问题作专项课题研究，女性农民工在疆内主要集中于服务行业，她们离家时年龄小、阅历低，接受性教育渠道不畅，易出现性问题。但这并非一个部门就能解决，需要社会各方面联动，如餐饮服务部门在培训时可加入相关教育培训、妇联保障妇女权益不受侵害、卫生部门保障其医疗服务……”

　　在艾滋病防治方面，李凡说，全球基金第四轮艾滋病预防、中澳艾滋病预防与关怀等项目继续在新疆推广，主要针对高危人群，提供艾滋病安全教育、促进安全套使用、减少性传播途径，虽然项目将流动人口包含在内，但关注度不高。

　　两个女孩不同的人生轨迹

　　小梅的堂姐早年就出去打工，1998年冬回甘肃老家探亲时，小梅的父母央求堂姐带上小梅出去见见世面，对于这个年收入1000余元、却要供养四姐弟的家庭来说，大女儿外出打工可为家里减轻些负担。

　　同行的还有和小梅同岁，一样刚初中毕业在家闲着的丽丽。
 

　　堂姐在乌鲁木齐火车站附近一幢楼房的地下室开了个小工厂，做包装卫生纸的活计。小梅跟着堂姐，每天和另两个女工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胆大些的丽丽则循着街边的小广告，找到西北路一家小饭馆当上了服务员。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两个女孩开始了不同的生活轨迹。

　　小梅觉得那时她更像是堂姐的保姆，不仅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还要给堂姐家做饭、打扫卫生，一个月却只有三四百元的报酬。

　　除了丽丽，小梅没有任何朋友，小厂子闭塞的环境让她常感到孤独。

　　丽丽同样感到寂寞，她不爱看书，在小饭馆里除了打扑克，就是看只能收3个台的旧电视，和其他服务员聊天、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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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和丽丽1个月见一次，聊聊近况，逛逛街，她们成了这个陌生城市里最亲的人。

　　一年后丽丽突然恋爱了。

　　是日久生情，还是迫切需要感情的慰藉？丽丽自己也说不清，反正有人关心她，和她聊天，她就高兴。

　　饭馆里的厨师，一个湖南打工仔，向丽丽表白了自己的爱意。当时17岁的丽丽心怦怦跳着，爱情是她极其渴望的。几乎是不假思索，丽丽答应了和他做朋友。

　　恋爱后的丽丽，常常是笑嘻嘻的，这让小梅心里多少有点嫉妒，她觉得是外面的世界和爱情改变了丽丽。于是，小梅想自己出去找活干。她拿出1年攒下的2000元积蓄，决定去学理发。

　　有一天，丽丽哭着找到她，“出大事了，我以后没脸见人了。”丽丽怀孕了。

　　丽丽和男友每次发生性关系都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她没听说过安全套。

　　“打掉孩子吧。”厨师比丽丽大两岁，却也只有19岁，他拉着惊慌失措的丽丽来到医院的妇产科。

　　医生做完检查说：“她有严重的贫血，绝不能做人工流产。”

　　“怎么办？难道要生下孩子？”男友有些不情愿，而瘦弱的丽丽此时只是在不断地哭泣。

　　丽丽的腹部越来越大，她心里害怕，怕回家，怕要强的妈妈、因意外成为聋哑人的爸爸和两个正上学的弟弟被邻居取笑。

　　但男友的父母早逝，丽丽家是唯一的归宿。生下孩子，丽丽和男友回到甘肃老家，由不得两个年轻人考虑他们是否合适，就结婚了。母亲默默流泪，骂她不争气。

　　看到丽丽经历的一切，小梅庆幸自己还是处女，可能是害怕，她对异性没那么渴望了，她觉得“肯定是一往那方面想就会怀孕了”。

　　半年的学习后，她分到了大修厂附近一家只有十余平米的理发店实习。

　　有个男人经常帮她。他比小梅大九岁，是本地人，和父母一起住在理发店所在小区一栋楼房的六层。他常来店里洗头，对小梅很有好感。小梅对这个个头高大、脸庞俊朗的男人动心了，她亲切地叫他“六楼哥哥”。

　　由于受不了民工的扰，小梅决定换学另一门手艺，恰逢乌鲁木齐市足浴行业刚刚兴起，小梅找到一家全国连锁的正规足浴城，学起了技术。

　　小梅顺利地和“六楼哥哥”谈起了恋爱，她心甘情愿地把第一次给了他。

　　几年里，小梅一直干足疗技师，每月拿一千六七百元的工资。她还把两个妹妹带了出来。姐妹仨年年往家里寄钱，家里的土坯房变成了两层楼房，父母的日子慢慢富庶起来。她随后和“六楼哥哥”结婚、生子，成了城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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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丽丽家仍然贫穷，她在广州一家餐厅打工时再度意外怀孕生下一对。

　　深圳8年探索外来打工者性教育模式

　　性教育服务力量依然薄弱

　　“深圳有几百万的外来打工者，而对应的性教育服务工作者却为数不多，力量太微弱了。但我们能服务一个就是一个，能解决一个就是一个，能幸福一个就是一个。”深圳市计生协工作人员武清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从2000年就开始面向外来劳务工开展服务的深圳市计生协青春健康项目刚刚经历了第一个八年。

　　早在2000年，深圳计生协PLA调查显示，外来工对性病知识的了解非常有限，很多人连基本的避孕知识都不知道。不少外来女工甚至认为后用自来水冲洗就可以避孕，更荒谬的是有人认为“事后服用凉茶可避孕”，因为凉茶说明书上写着“孕妇忌服”。

　　那时，罗湖区计生协到下属的几个工厂做调研，发现到医院做人工流产的女性中，有6成以上是未婚的外来女工，其中不少连续做过两三次人流手术，甚至更多。而在深圳的人口结构中，“流动人口”、“年轻人”、“来自农村”成为3个关键词。在深圳进行性与生殖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从2000年到2005年，深圳市培训了5000多名主持人，面对30多万目标人群，培训遍及全市各街道、社区，而受项目各种宣传资料影响的则不计其数。深圳市各级协会的专职干部为此付出了不少艰辛。

　　由于企业聚集了大量未婚青年，培训只有渗透到企业内部，才能接触到目标人群。而在早期，企业的抵触情绪很大，常常以各种理由加以拒绝。“门难进、脸难看”，有的甚至说，给你们1万元钱，只要不再打扰我们的生产。

　　到宝安芙蓉工业区培训的时候没少吃闭门羹。经过多次动员和劝说，赛尔康工厂出于礼貌终于答应组织一次培训。没想到培训结束后，工厂的一位高管很快拿出了后续的活动计划。消息传开后，不少企业主动上门要求培训。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工业区某厂的一位管理者仍然对青春健康项目有反感，直到工厂内发生了一件事。一位不满20岁的未婚女工，在卫生间生下婴儿，令厂方大为震惊。这位管理者马上邀请主持人到工厂宿舍进行培训。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龙城街道流动人口38万，占总人口的84%。其中，赐昱鞋业有限公司拥有员工近2万人，80%为女工，而女工中近90%为18岁~25岁的未婚青年。

　　之前，该公司女工未婚同居、非意愿性妊娠和人流、非婚生育、弃婴等情况很多。

　　2005年以前，公司每月都有300多名女工请假，严重影响了公司正常生产。了解后发现，请假人员中有80%是18岁~25岁的未婚女青年，她们绝大部分是去医院做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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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公司申报成为龙城街道、龙岗区和深圳市青春健康项目教育培训基地。2007年，该公司在办公楼内装修了两间大教室作为青春健康项目培训室，设立了青春健康项目办公室，添置了电脑、照相机，配备了专职管理人员，还开设了“青春健康热线”和“悄悄话信箱”，帮助员工了解青春期生理、心理及生殖健康等知识。

　　目前，该公司平均每年完成青春健康250个课时、1.8万人次的培训目标。每周都开办培训班，晚上更是培训的高峰，新员工进公司必须进行青春健康培训才能上岗。

　　“实际上，很多女工都是由于知识不够才造成悲剧的。”武清萍说。在培训中，她用解决工人实际生活困难的办法开讲座，比如，当女工面对时该如何应对，是否赞成婚前等。

　　而对于怀孕的重要性她这样描述：第一胎对人生的意义重大。美国宇航局做过一项调查，调查后发现，2／3的宇航员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都是妈第一胎，第二都是妈妈在最佳生育时间生的。很多女工知道了这一点后，决定万分重视自己的第一次。

　　一位女工在参加培训后告诉老师：“你今天讲的以前我妈妈都没有跟我说过。我出来打工的时候，她只是严厉地说，出去打工要自爱一点，不要随便就失去自己的贞操。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怎样才是失去贞操，妈妈没教给我生理知识，更没教会我被男人欺负的时候应该怎么办。来到工厂后，我马上遇到了这样的麻烦，把我吓坏了，但是我现在知道怎么做了，真的谢谢你！”

　　现在，该公司女工请假人数大为减少，未婚流产比例更是为数不多。

　　在开展青春健康项目过程中，深圳市由于“运用了成熟的国际理论构架、技术路线和科学方法，融入移民城市的特有方式，把管理变成服务，用行动去表达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生存状态的关注”，被称为青春健康教育的“深圳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