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户上访 在4名“陪护人员”眼皮下蹊跷“自缢”
算上4月1日,户王斌已在殡仪馆的冷柜里躺了24天。
原是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春光乡温室村村民的他,死于3月8日。他父亲说,在此之前,他还想给母亲买些吃的过节。
在被送到殡仪馆的当天,其家属被通知,他“自缢”了。
“确切的说,是在春光乡派出的四名陪护人员眼皮底下自缢了。”王斌的弟弟王江补充道,“但我怀疑。”
“上次不在家,房子没了;这次不在家,儿子没了。”王斌的父亲王世才讲述了他所知道的王斌之死的来龙去脉。
2008年9月29日,王世才家的房子被强制拆迁。当时,王世才两口子正在附近购物。在外务工的王斌得知此消息后,随即返回了老家。此后,王斌及其父母不断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诉,直到有一次去北京,被宣化区春光乡政府派人带回,一家三口人才被安置在当地的炮兵指挥学院招待所1209房间。“到事情发生,我们已经在那个小房间生活了一年多。”
2010年2月,王世才再一次去北京,“我回来后没几天,我们那儿的政府就派人住在我对门的1206房间。他们4个人左右,昼夜轮班,24小时看着我们,而且睡觉都不准我们关门。”王世才还告诉记者,这种“待遇”对他们来说并不稀奇,早在2009年时,他们就因而被这样“陪护”过一次。
“要是早知道我儿子那一天会出事,我怎么也不会离开他。”王世才对记者说,2010年3月8日,“王斌一早起来还对我们说,‘今天是妇女节,得给妈买些吃的’,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儿子在厕所里摔了一跤。”王世才回忆说,“本来摔一跤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我儿子前一段时间腿骨折了,现在一摔,疼得不行。”
王世才很心疼儿子,但他看到对门的陪护人员却面带笑容,陪护者与被陪护者之间积累的矛盾瞬间爆发。一番争执后,王世才决定“去北京”。但由于王斌腿脚不适,就没有让其同行。
强行离开招待所后,王世才两口子先去了自己侄子家。3月9日上午11时,“大约有五六十人找到我们,说要协商解决问题,我说,‘行啊,那叫上我儿子’,在场的春光乡党委书记杨磊表示同意,然后我们就被带到了金谷宾馆。”
但王斌并不在那里,直到当日17时许,王世才被带到另一地点时,才被告知王斌已“自缢身亡”,王世才顿时如遭五雷轰顶。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王斌3月9日就被送到殡仪馆,看管冷库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每天下午16时下班。
公安局: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公布的义务”
“在四个人的‘陪护’之下,我哥哥怎么会自杀,怎么能自杀?”得知哥哥的死讯后,为了解真相,王江立刻赶回了家乡,可他见到的却是更多的疑团。
“一开始,乡政府和公安局除了向我父亲宣布我哥哥的自缢死亡结论外,什么也没解释,事情的经过还是我到公安局去问了两天才问出来的。”说罢,王江向记者展示了两组录像。记者从录像中看到,第一次王江去警察局,是由宣化区公安分局一位姓赵的副局长接待,答应了王江及律师“向家属公布公安机关调查资料”等要求,双方约定次日再见。
这时王江插话道:“3月13日,我们应邀前往公安局提交有关申请,本以为能看到公安机关的调查资料,结果公安局不提供。”
尽管在录像中,赵副局长强调,对于非正常死亡的案件,“能公开的我们都要公开”,但当王江及律师提到“是否能向家属公布当时的法医鉴定,提供目击者信息,提供现场照片及当时笔录”等具体要求时,赵副局长回答说,按照相关规定“没有公布的义务”。
不过赵局长还是口头告知了事情的经过:3月8日20时8分,宣化区公安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案人田某的报警电话……经刑警队、治安大队和法医鉴定中心的现场勘查,得出王斌自缢身亡的死亡结论……温室村考虑到王世才岁数比较大,指派了4名工作人员陪护、照顾生活……19时30分,温室村留守的两名陪护人员发现,王斌所在的1209房间房门关住,由于王斌腿受伤行动不便,父亲王世才又不在,两名陪护人员才推开房门进去,但二人无法将房门推开,后来买饭的两名陪护人员回来后,四人一起推才将房门推开。进去后发现王斌自缢,具置是在1209房间的闭门器上,用自己的鞋带自缢……陪护人员立即将王斌放到床上进行急救,同时打了120,并向110报警……急救人员赶至现场后,发现王斌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当晚22时15分,宣化区区医院宣布抢救(王斌)无效死亡……报案人田某系四名陪护人员中的一名。
“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公安局提供了自缢的鞋带照片的打印件,只能看不能拿。此后,公安机关再无其他解释和答复,我们家属没有拿到任何书面的东西。”王江说。
此后王江与其亲属前往春光乡政府了解情况,被告知此事须找公安机关。
“我们只好通过医院的急救记录,去还原当时我哥哥的情况。”但王江在宣化区区医院也碰了钉子,“没想到我们等了快一天,最后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没有下通知’,没有透露给我任何信息。”
“那为什么您不在当时去看一下死者的尸体呢?”中国青年报记者问道。
“尽管公安局答应让我们看尸体,但因为怕在看完尸体后,某些部门看履行完了程序,有可能毁尸灭迹。”王江回答。
“为什么您怀疑会被毁尸灭迹呢?”记者问。
“因为在公安局的口头答复中,有着太多疑点。”王江说。
“让我如何相信是自杀”
“其实,我也曾努力说服我自己,我哥哥是自杀的,但没有成功。”王江向记者列举了“自杀事件”中的疑点。
王江认为,首先,王斌自杀动机不足。“上午还在准备为母亲过节,直到死之前还在为房子的事不断奔走,我哥的生活还算是有目标的,怎么会突然萌生死意?”
“就算我哥突然受刺激想死了吧,那么,我哥他一个被警方称作腿不方便的人,是怎么在让几米外的两个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偷偷把门锁上的?”这个问题令记者无法回答。
“就算是他突然痊愈,走路让人无法察觉,但1209房间的门是坏掉的啊。”王世才接着说,“为了能‘陪护’我们,门锁早就让他们弄得锁不上了。”
记者随后来到1209房间门前,发现门锁确实有所损坏,可以推开,但里面不知被何物堵住,只能推开一条缝。“你看到门上那个被破坏的公安局的封条了没有?出事后我们就没进入过现场,不知谁进去过,现场是否已被破坏?”王世才说。
王江说:“就算房门是被堵住的,那他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是怎么在让几米外的两个人没有察觉的情况下,将一个两人无法推开的物体推到房门之后的?”
“也许是对面的陪护人员确实没有注意到。”记者提出了一种可能性。
“就算如此,”王江带领记者参观了招待所里的一个普通房间,“这种房间里有两个人都无法推开的重物吗?”
没等记者回答,王江继续说,“就算有,这个一端只有两只螺丝固定的铝合金闭门器,能吊住一个70公斤的重物吗?”他拉了拉房间里的闭门器,门上的闭门器随着他的手上下移动。
“就算闭门器坚不可摧,我哥是上吊而亡,那么,警方在调查的时候为什么不去怀疑我哥是‘被上吊’的呢?‘陪护人员’本来就和我们有矛盾,他们为什么就没作案动机?”
王世才这时又插话,“这些人以前还把我儿子(王斌)的鞋和自行车藏起来过!”
“就算‘陪护人员’没有任何动机,那么,如何解释这些接触过我哥哥尸体的部门的遮遮掩掩的态度?这让我如何相信是自杀?”王江说服不了自己。
“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查越糊涂了”
3月25日,多日无法说服自己的王江决定赌一把,去看哥哥的尸体,也许谜底就在那里。
13时许,王江打电话给宣化区公安分局,称自己马上就要去看遗体。“这也是公安局唯一一个如此干脆答应的请求。”他对记者说。
但没想到在对方声称要请示后1个多小时,王江都没有得到回复。他拍案而起,“不等了,直接去。”
在路上,他告知公安局,死者亲属已在路上。之后没几分钟,春光乡政府便联系到王世才,称他们也要去。
15时许,记者与王江一行来到了殡仪馆,在申请处被工作人员告知,只有公安局通知,才能允许家属看尸体。
随后,记者来到了冷库,正准备下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申请处的通知,是不能看尸体的。记者回答:“不看,我就在这等一下。”在等待过程中,记者注意到这么一份《特殊殡仪服务协议》:
……如对非正常死亡的遗体进行整理、整形、接肢、缝合、清洗、打捞、卸吊等特殊服务(经法医鉴定后),需我馆工作人员提供服务的,谁申请,谁负责在本协议上与我馆工作人员签订协议……王斌,男,上吊……
表格中清洗一栏已画上对勾,申请人签字一栏却为空白。
在协议右下角还有几行字:……无公安证明信不接待家属。
过了不久,公安局与乡政府的人员到达,在三方人员的目光下,王斌终于又见到了他的家人。
“唉,我才发现,我们又不是专业人员,光看能看出什么?”伴着家属的哭声,王江说。
3月31日晨,王江在电话中对记者说:“我咨询了一位北京的法医,他告诉我,清洗遗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最后尸检的结果,而且他也没见过,不经家属签字就直接送到殡仪馆……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查越糊涂了!”
而后记者拨通了春光乡党委书记杨磊的电话,对于记者希望能了解事件经过及联系到目击者的请求,他回答说,“没有这个权限,提供不出来”,“我能说的就只能这么多了”。
数分钟后,记者拨通了接待过王江的公安局赵副局长的手机,在表明身份后对方回答“喂、喂,听不清楚啦,对不起”,挂断。
记者用座机连拨数次无法接通后,尝试用手机联系,电话接通,记者再次表明身份。短暂的停顿后,对方问:“我认识你吗?”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对方称无法确认记者身份,挂断。
在通话期间,记者连续两次称,可以马上发送一份本报采访函确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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