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约300万流产孕妇 专家反对盲目保胎

　　北京协和医院教授呼吁理性保胎

　　今天你保胎了吗

　　根据15%～20%的流产率，2007年，中国约有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一个年均接诊14000人次的生殖医生，给我们讲述北京妇女怀孕早期保胎的真实情况

　　本刊记者/严冬雪 文/李赫然

　　300万流产孕妇

　　邓成艳的诊疗室外已经等了50多人。
 
 
她的小房间很不好找，这是全院最老旧的一栋楼的半地下室。七弯八绕，看了很多指示牌，才找到迷宫的中心——北京市协和医院生殖中心。这些人大都是女性，有的小腹微隆，有的一旁有沉默的男伴，或站或坐地塞满走廊，心急的不时往门里面张望。

　　“大部分是来看不孕的，还有保胎的。”2009年1月3日，协和医院门诊部放假，邓成艳穿得休闲，斜靠在椅背上，一边说一边往门外比划，仿佛外面随时会突然走进来一个病人。“都是希望要孩子的。”邓成艳笑说。

　　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教授邓成艳，一周9个门诊，年均接诊14000人次，包括不孕病人与妊娠早期先兆流产患者。在邓成艳接手的保胎病人中，大部分是孕早期(妊娠前三个月)就来看病的。她们的病情相对简单，最终结果在一开始就能预计得八九不离十——要么是孩子有问题，基本保不住；要么是孕妇自身孕激素水平低下，但孩子是好的，通过人工干预补充就差不多能保住。

　　“怀孩子就像种庄稼，地再好，肥再足，种子有问题，也是长不好的。”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总是拿种子和地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沟通起来容易很多。

　　回忆起种子不好的病例，邓成艳能说出一箩筐。一位名叫白礼慧的孕妇，今年已经34岁，前两次怀孕均以胎儿停止发育告终，没有查具体的原因。第三次怀孕了，孕激素依然偏低，这次她找到邓成艳。人工补充黄体酮，孕8周B超显示胎儿依然没有胎心胎芽，白礼慧第三次遭遇胎儿停育。

　　“这对孕妇们是很大的打击。”邓成艳说，B超结果出来，很多孕妇当时就在B超室里泪如雨下。邓成艳给白礼慧做了刮宫和绒毛染色体检查，结果显示：白礼慧腹中胎儿是三倍体染色体畸形，此类基本都胎死宫内。

　　通俗地说，孩子能不能保住主要分两种，第一种是品种好，但确实缺乏营养；第二种是品种不好，不是好孩子，要被大自然淘汰掉。“流产的发生率约占全部妊娠的15%～20%。”邓成艳说，近3年中，她所在的生殖中心对接诊的222例次有完整病历的保胎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统计出这一结果。这一数据与国外的数据一致。

　　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中国活产胎儿12506498名，按照15%～20%的流产率，2007年，我国有约300万名孕妇流产。这一数字，相当于三个河南省的年新生儿出生数。

　　在这些流产的案例中，七到八成是孩子自身有问题，而被人体自然淘汰掉。这意味着一百名胎儿中，有15名胎儿以上会因自身缺陷而进入优胜劣汰的“淘汰环节”，并最终被流产。这些不幸流产的孕妇们如果去做绒毛染色体检查，将有至少一半人可以检查出流产胎儿的染色体缺陷。

　　现代医学对人体的了解仅30%左右，邓成艳仍不免赞叹人体自身的完美进化——如果胎儿是不好的，它会给大脑传达一种信号：“种子不好，要流掉。”这种信号一旦启动，孕妇体内本来正常的孕、雌激素就会直线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再怎么补充孕激素也无济于事，体内孕激素水平依然无法达到正常值。少了激素调节的胎儿就开始变得没有营养，“坏种子”最终在营养不良中死去，淘汰了。

　　问题是，一些孕妇的孕激素水平从一开始就偏低，这令人格外紧张，且充满期待——也许只是孕妇自身的激素分泌过低罢了。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邓成艳同事的女儿身上。医院同事的女儿一开始就孕酮偏低，还出现相应的下体出血的先兆流产症状，她要求药物保胎。

　　“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种子是好的，我就会给你保好的，种子的营养问题包在我身上；但如果种子有问题，是没有办法的。”邓成艳说。在保胎的过程中，邓成艳全力以赴，孕7周，B超有胎心搏动了。每两周监测雌激素和孕激素水平，一直在缓慢上升。过了妊娠12周，准备转产科，突然两类激素水平下降，马上B超检查，胎儿已长3厘米，但胎心消失了。染色体检测结果发现多了一条第18号染色体，“种子”确实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种流产，既不是“种子”不好，也不是孕妇孕激素分泌不足，而是刮宫次数过多。由于个体差异，有些人刮宫七八次照怀不误，有些人刮一次，子宫内膜就刮伤了。“就相当于在盐碱地上种庄稼，根本没法扎根，所以一有就流产。”邓成艳打比方说。刮宫次数过多也是早期流产的原因——“土地”一旦被破坏，“种子”无处落脚，给足孕酮也没用。

　　从另一角度看，流产值得庆幸，是优生优育、大自然的淘汰过程。但是，对那些受孕困难或者有过不良孕史的人来说，怀孕机会分外珍贵，保胎则成了全部生活的重心。这时候，医生唯一可做的只是给“种子”施肥。如果“种子”是好的，他们大都能安全地降生到这世间。

　　保还是不保？

　　“孕酮多了并没有什么害处，有些孕妇就要求医生注射，图心安。”邓成艳说。去她那里要求保胎的通常是有过不良孕史(比如流产史)，或好不容易怀上的。对于这些孕妇，邓成艳的态度很明确：要检查。是不是缺？缺多少？缺多少补多少。

　　“本应该被淘汰的畸形胎儿，有可能经过保胎而得以存活，直至较大孕周才被发现。”协和生殖中心的七年调查结果显示，222例次保胎病例中有2例畸形，一例在怀孕27周发现唇腭裂，引产了。另一例足月分娩，发现6指、外生殖器畸形及食管气管瘘等多发畸形。

　　保胎后出生畸形率为9.0‰，没有超过国内新生儿出生缺陷率13.7‰。尽管保胎不增加出生缺陷的风险，但在现今紧张的医患关系下，面对前来要求保胎的病人，邓成艳在正式治疗前，都会告诉她们相应的风险，征得对方同意，并签订相关协议，方才动手。

　　现实总爱开更复杂的玩笑。2008年3月，已停经三个月的刘羽洁挂上邓成艳的号。正常情况下，怀孕7周一定能显示胎心，而B超显示，刘羽洁的腹中只能看到一个胎囊，没有胎心。本来，如果胎儿正常发育，三个月的胎儿就已经成形。

　　在刘羽洁之前的检查中，医生都认为胎儿停育，建议刮宫流产。幸运的是，刘羽洁记录了自己的基础体温。根据她出示的体温表，邓成艳重新分析，发现她只相当于怀孕35天，而35天只有一个胎囊是很正常的。

　　“她孕酮低而且有点出血，我跟她说明了可能的风险，问她愿意不愿意保胎，她愿意，我就给她保了。”邓成艳回忆说。

　　谁知第二天就出事了。这天上午，邓成艳正在看门诊，门口突然窜出一位老太太，指着邓成艳就嚷嚷开：“你说，到底孩子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有的大夫要清宫，有的要保胎？”这一吵就是十几分钟，差一点就引来医院的保安。邓成艳没办法，只得拿出和刘羽洁签订的协议，指着签名告诉老太太：孩子是孕妇同意要保的，风险也是一开始就说明白的。孕7周B超发现胎心跳动，刘羽洁笑着说，婆婆不好意思进来。现在大胖孙子已经抱在手。

　　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保还是不保？这一切在孕早期，都是个谜。当前的监测手段难以很快判断早期胎儿是否正常，但可以迅速测出孕妇体内的相关激素水平，因此，对于自身功能缺陷、有胚胎停育史或先兆流产史的患者，以及不育史、受孕困难的患者，由于胎儿珍贵，一旦确定妊娠，生殖中心采取的主要措施仍是积极监测观察。

　　但有一个原则，邓成艳始终坚持并再三强调：雌孕激素水平正常，就不需要补充。因为黄体酮注射液一支才7毛8，加上注射费也才1块5一针，注射多了对胎儿无害，因此被广泛应用。有的医生不查孕激素水平，就给病人打一点或者口服黄体酮，孕妇也乐得心安。

　　“凡事都有利弊，就算无害，至少屁股疼啊！”邓成艳说，黄体酮的注射很疼，而另一些口服雌激素也或多或少有价高、患者不耐受、头晕嗜睡等缺点，因而并非用了都好。与其每天跑医院打针，提心吊胆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否需要保胎，不如一次检查确认，更加心安，也大大减小心理压力。

　　如果以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水平衡量妊娠，实际总胚胎流产率可达31%。早期流产中，半数以上是由于染色体异常。另外，环境因素、有害药物、病毒细菌及放射性物质等均可导致胎儿畸形和流产。

　　“不停，我就不停”

　　2009年1月2日，石景山医院妇产科，预产期已过四天的孕妇郭艳红在病房里来回踱步，沉默不语。三天前，郭艳红就有了轻微的宫缩、出血等临产征兆，但三天之后孩子还是没生出来。“都怪我怀孕时在家里一直坐着搓麻将。”终于停下脚步，郭艳红半开玩笑地认为是缺乏运动才导致了今天的不顺利。

　　郭艳红怀孕四十多天，突然腹痛，到医院打了几针黄体酮，进行保胎治疗。四个月后，郭艳红便辞掉文员工作，转职“保胎员”。“上网也少了，怕电脑辐射影响孩子。”遇到问题，比如孕妇该吃什么做什么，她还是会上网查一下。

　　工作压力并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太远了，每天要坐公交车一个多小时上班，挤来挤去对孩子不好。”26岁的郭艳红和丈夫商量后，辞去原本收入不错的工作，小两口开始靠着丈夫每月3000元收入过活，“肯定会拮据一点，尤其马上又要多一张嘴。”

　　郭艳红觉得日子可能会困难一点，但孩子是最重要的，孩子出生后的一两年也没有出去工作的打算。她说以前的公司同事中，像她这样的“专职保胎员”并不少见。

　　“这的确很时髦。”邓成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些孕妇从怀孕前就开始补充叶酸和各种维生素，比较时髦也比较费钱。在前来就诊的孕妇中，约有一半人是因为自己恐慌来要求保胎。其中有过不愉快孕史的可以理解，而首次怀孕因为恐惧就要求保胎是不值得提倡的。

　　有些孕妇觉得黄体酮不安全，认为会造成女性胎儿的男性化。对此，邓成艳也作出承诺：这是误传。在邓成艳看来，病人也有两种极端，一种认为不能用一切的药物，怕对胎儿产生影响；另一种则是没问题也要用药保胎，图安心。

　　这两种情况，在当下的白领一族中都表现得格外明显。她们工作压力大、生育年龄也偏大，并具有一定经济条件，对孩子的期望值也格外高。据有关部门调查，北京市平均生育年龄5年提高1岁半，早在2005年就近29岁了。与此同时，她们还喜欢刨根问底，似懂非懂，互相问，不太相信医生，“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做呢？黄体酮会不会造成女性胎儿男性化呢？如果保，会不会保出畸形？”在邓成艳的接诊中，这样的问题常常连珠炮似的袭来。

　　经济条件较好的孕妇们往往会挂邓成艳的特需门诊号，一个号三百块钱。何怡已经流产三次，第四次怀孕后，她一直定期看邓成艳的特需门诊。一开始，何怡的孕激素水平偏低，邓成艳用孕酮帮她保到13周，何怡体内的孕激素水平已经很稳定，邓成艳准备给她停药。

　　结果她说“不停，我就不停。”邓成艳一边笑，一边轻轻摇头，何怡一再坚持继续用药，这令邓成艳颇为为难，“我觉得没必要开药，就不开了，最后只能对她说，你要吃就到别的地方开去。”

　　类似的恐慌还表现在产检上，有的孕妇自从怀孕，每两周就会来医院查体一次。“除非你特别想要这个孩子，想倾尽一切保住，一般不推荐。没有问题干吗要一趟一趟跑医院啊？”邓成艳说。

　　保胎方面的费用，邓成艳也算了一笔账。检查一项激素45元，三项相关激素全检查也才135元。这固然比1块5毛一次的孕酮注射费高了许多，但与天天跑医院扎针、提心吊胆又承受悬而未知的压力相比，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查一下没问题就不用打针了，很多孕妇心情也非常愉快就回家了。对这些孕妇来说，好心情比什么保胎药都管用。”邓成艳一字一句地说。

　　医生的建议

　　邓成艳反对盲目保胎，同时也表示，妇女的三期很重要：月经期、妊娠期、哺乳期，都是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国家要求重视妇女三期的保健，其中妊娠期的休息非常重要。孕妇是否需要停职保胎不能一概而论，比如从事公交售票、化工原料有关职业的孕妇都不适合工作了。对于一般白领，上班坐办公室用电脑是没关系的。

　　对于网络上卖得火爆的孕期防辐射服，邓成艳不置可否：“防辐射服是否真的能够使流产率、畸形率之类的数据有所下降，我没有一手资料，不能评价，不推荐也不反对。”

　　对于保胎，邓成艳有她的两条建议：首要的就是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的事。不要因为工作耽误了要孩子的年龄，鱼与熊掌难以兼得。如果实在错过了，则尽量放松，毕竟需要保胎的只是小部分人。

　　尽管邓成艳这样的医生人群对于保胎有着理性的态度，但据卫生部《2008中国卫生统计年鉴》统计，北京和浙江两大发达省市高危产妇比重高达30%以上，这一数字接近全国均值的3倍。

　　《2008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也显示，从1990年到2007年，城市医院住院病人中，妊娠病、分娩病及产褥期并发症一直排前十位疾病中的第四位，比重由8%上升到9.96%。在卫生条件相对较差的县医院，这一排名和比重分别攀升到第二位，和17.35%。(为保护个人隐私，文中孕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