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医生在行动 做病人建议者和顾问

　　做病人的建议者和顾问

　　因为遭遇交通事故造成拥堵，我们从重庆驱车6小时才风尘仆仆

　　赶到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这是有4300张病床的超大型医院。从医多年的康复科副主任屈云告诉我们，如今在诊疗过程中，他至少会提供给病人两三种选择，让病人最终做决定。
 
 
 
他感觉，以前医生在病人面前是绝对的技术权威，现在医生只能是建议者，是病人的顾问。这种变化是从医疗服务模式转变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开始的，很多费用不像以前那样可以完全报销了。从以前给病人单一方案到设计几个方案供病人选择，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了。一次看门诊，他建议一位腰疼的老年人拍张X线片，100元。病人认为医生还没诊断就花了这么多钱，有些不满意。他耐心解释：单纯治疗疼痛不难，但为保证不复发，就必须查清原因，老人这才点头认可。该院病理科副主任张文燕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病人，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医生，所以病人的要求多些可以理解，也应该理解。医生不可以动不动就怪罪病人。

　　重庆医科大学一附院心内科副主任马康华感慨地说：“病人都想一下子把病治好，但很多疾病是个长期的治疗过程，这中间对患者的科普教育很重要。医生应该把系统的治疗方案和科学的用药知识告诉病人，即不仅看病，还应成为健康知识的传播者，病人的知情权也应越来越被医生尊重。”

　　实实在在为病人解忧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胰外科副主任李立认为，对一所医院来说，低端是创新技术，中端是管理，高端才是你的医疗模式。好的医疗模式一定是围绕实实在在为病人解决问题而设定的。他们的尝试是推出“菜单式”手术方案和快速手术流程，也就是同种疾病的治疗有不同价位，病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自由“点菜”。目前，胃、胰系统疾病的外科治疗已形成了几套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案，这也是为缓解看病贵问题而推出的一项长效机制。事实证明，对这样的方案设计病人很认同。由于方案和费用都透明了，病人对医生的治疗也就不会瞎怀疑，双方关系也融洽了许多，医生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为病人解决问题中。他们的体会是，病人要求的许多东西不是在高、精、尖技术上，而是能否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比如低位直肠肛管癌手术手工吻合，他们做小切口只需缝3针，病人3天就能出院，比阑尾手术还简单。“我们动用的可是比较好的专家、比较好的医疗资源和很低的收费，得到的效果是比较好的”，李立言语中透着自豪。

　　李立还说：“我心目中理想的医生是大匠而不是大师。不管什么问题到你那里都能手到病除，这多好。当然这只是理想，谁再厉害也不敢说包治百病，除非是江湖医生。我个人现在对自然科学基金和基础研究之类的兴趣不大，主要是在许多方面我们干不过外国人，但我可以在外国人研究出来的基础上做技术改进和推广，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强项。一个人的能力有限，一辈子能干成一件事就不容易了，千万不要好高骛远，对病人不冷不热，还不许病人骂。哪有这样的好事？”

　　有问题不要互相推磨

　　成都军区总院检验科主任胡娟说，医疗行业医是一头，患是一头，检验是桥梁。可再不重视，检验这个桥梁就要断了。一旦这个担忧成为现实，受损的又何止是医患关系？科学进步很快，创新飞速发展，检验设备不断增加，为什么漏诊误诊还那么多？解放初期，我们国家总体误诊率为34％，“十五”期间误诊率却为35.9％。对这个现实，医务人员必须从自身找原因，不是简单的医患关系不和谐所能完全解释的。

　　从根本上说，临床检验这个桥梁面临断裂危险，还是由制度和政策漏洞造成的。我国医疗服务中药物的收费最高，临床治疗收费处于中间位置，检验检查的收费最低，甚至远远低于成本。比如我们有很好的蛋白组学诊断方法查结核，实验室方法是取2毫升血就可以了，全套做下来成本要100多元，可国家定价18元，开展这个检查还不赔死！目前，全国除去两家单位在做课题研究外，真正用在临床检查的只有我院的检验科了，而我们也是用了课题费贴钱才维持下来的。

　　胡娟认为，政府为降低老百姓的医药负担调价是对的，但一刀切、一味降价要慎重。现在每调一次价医院就要停掉一批检查，因为赔不起呀。今年1月1日最新的一次调价，我们又要停掉40多项检查。比如胰腺炎要查血淀粉酶、蛋白酶、脂肪酶，医院买试剂的成本是每人份128元，可核定的收费标准是32元，后两项检查就都停了，现在只能查血淀粉酶，可不能确定胰头癌。个别医院号称做这3项检查，也收了3项检查的费用96元，可只查血淀粉酶，其他两项检查不做，却根据血淀粉酶指标推算另两项指标。

　　出现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归于政府，是医方的责任要归于医方，谁都不要互相推磨，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切实办法来。

　　困惑还是那些困惑

　　重庆医科大学一附院院长任国胜认为，最近披露的医疗行业的三个不合理中，有收费、检查和用药。关于检查不合理，医务人员有苦衷。现在医疗纠纷频发，哪怕一句话不到位就可能造成纠纷。出现这种情况，就得让医院出示证据。如果没有检查化验的结果，怎么拿证据？而且从医疗技术的发展来看，应提倡早期确诊，不检查怎么诊断？

　　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万呼春医生告诉记者，曾有一位老教授遇到一位病人，他说，这个病人我治，50％的希望能好转；但如果我不治，这个病人100％死亡。但病人要求太高，我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成都军区总医院普外科主任田伏洲说，与一根针、一把草的时代比，现在介入等先进诊治技术的广泛应用，在让患者受益的同时，也肯定会带来医疗费用的增长。有的单位对医生进行近乎运动式的整治，会影响新技术开展和冒一定风险但可能成功的急危重症救治，最终对病人不利。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喉科赵宇医生说，医生这一职业，不同于宾馆等一般的服务行业。北京市提出医生看完病要说声“谢谢”的做法，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医患关系。我们应重新审视看病难和看病贵。在美国预约看病有的要等一两个月，像我们医院这样花7元、30元就可以挂上专家、名老专家的号，根本不可能。现在看病难是指到大医院就医要排队、找名医难。目前由于国家对基层医院人、财、物各方面投入不够，老百姓看小病也要到大医院。我院专家最多的1天看100个号，从而也加剧了医患矛盾。

　　链接·呼声“摊大饼”未必真公平

　　成都军区总医院副院长顾建文：近日网上博客建议设“医师节”，就是希望借此提高医生的待遇地位，鼓励人人争当好医生。

　　华西医院宣传部部长廖志林：华西医院有4300张床位，是目前国内单体最大床位的医院。10元的诊疗费，一流的仪器设备和专家，从生命、健康、时间、经济四个标尺衡量，就是贫困的农民患者也会选择来这里就医。所以，实现“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的目标，还需要做许多工作，包括政策引导。

　　第三军医大学大坪医院院长黄旭东：我曾到黔江区和秀山、彭水、酉阳县出差，看到由于县医院不能开展介入等急救技术或不能建血站，去大医院路途又太远，以致一些患者失去了救治机会。能否在严格管理和技术准入的前提下，请大医院分批对有条件的基层医院帮带，这值得考虑。一放就乱不行，一管就死或一刀切也不妥。

　　华西医院副院长程惊秋：医疗行为不进行规范将明显影响医疗质量，但社会必须认识到，规范化需要成本。比如，使用呼吸机应该按照规范更换过滤网等耗材，必然增加医疗成本。如果保险、报销等不能覆盖，患者又难以支付这类成本，要么不能规范，要么就产生医患矛盾。因此，资金的捉襟见肘不仅会产生医患矛盾，还会影响医疗质量。

　　目前我们国家对于医疗的投入总量有限，同时又像“摊大饼”一样分散在所有医院，结果所有医院都吃不饱。我认为国家应加大对医学人才培养的投入。现在大学附属医院大多从医疗收入中挤出资金给学生做试验经费，总量有限又没有保证，而且还会造成各地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对今后我国医学的长久发展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