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夜生活小姐群的防艾报告

　　“最近忙吗？在一起的同伴是否有调动的？工作的地方是否有很大的变动？如果觉得问的问题不妥的话，可以不回答。”

　　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二学生陈铮颖一次典型谈话，谈话的对象是是上海一家KTV的包房马霏霏(化名)。

　　陈铮颖做“”调查已经两个多月了。2004年4月，长期关注艾滋病防治教育的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夏国美启动了“倾听不同人群声音”的项目。倾听对象包括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和感染者，吸毒人员、务工作者等高危险人群，流动人口、大学生等普通人群，而针对娱乐场所中K房和发廊服务艾滋病调查，是期望通过个人的一般状况、工作状况、心理观念，以及艾滋病与安全等六大方面，来了解艾滋病在这个高危人群中的蔓延情况，并跟这个人群建立联系，在给她们必要培训的基础上，让她们开展自我同伴教育。

　　陈铮颖从9月份开始参与这个项目。第一个月，她们作了初步的接触和访问，以后每个月，陈铮颖都需要给这些K房和发廊服务打电话，给她们送上首饰盒、指甲套装等小礼品，以便了解她们的工作流动情况。

　　“这样的工作上海以前从来没有人做过。”夏国美说。

　　“长得跟你们差不多”

　　夏国美产生做这个调查的念头，是在两年前。

　　2002年、2003年，夏国美先后去云南、新疆考察艾滋病情况，调查的结果让夏国美感到惊讶。在云南和新疆，一些主要交通要道附近和村镇都有一些“”服务点，很多“”在访谈中表示经常使用安全套，这些地方已经有在性工作者中滋病防治的“同伴教育”。

　　在更早的1997年，夏国美曾经在劳动教养所做了200个被教养女性的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夏国美惊讶地发现，这些人的艾滋病知识非常贫乏，很多人在问卷上写下“艾滋病是男人传给我的病，所以我也要再传给他”。这些从事易的妇女已经开始听说“艾滋病”这个可怕的疾病，但却不知道如何防治，过程中也不使用安全套，甚至有人反问夏国美：“安全套不是用来避孕的吗？”

　　在世俗的眼光中，这群人无疑是被排斥和反感的，外界看待她们往往带着好奇和有色眼镜。曾有人问夏国美：“这些人长得什么样？”夏国美回答：“长得跟你们差不多。”

　　7年之后，夏国美仍清楚地记得，有个17岁的江苏女孩，在劳动教养所里担任播音员工作，普通话说得好极了。跟她的个案访谈才做了半个小时，女孩就开始哭：“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用这样平等的语气跟我说话。”

　　“”这个人群是夏国美逐步去接触的一个高危人群。2003年10月，夏国美在上海市某劳动教养所完成了800 多份女性、250份男性艾滋病问卷调查。“1997年我们的调查发现上海被关押的人员中流动人口占了1／3，2003 的调查这个数字变成了95％。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难以找到工作的外地年轻女性。她们在缺乏亲友支持的情况下，期望通过商业易各取所需，构成对艾滋病防治的潜在危险。”

　　相比之下，性传播较之血液传播和吸毒传播更具有隐蔽性，“有时一次不安全的就可能感染艾滋病。”夏国美说。

　　接触“”人群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陈铮颖做过3个“”、两个发廊妹和一个妈妈桑以及一个服务小妹的访谈，她采取的方式是先找店长和经理，说明调查的目的，再通过他们接触“”。

　　“大多数KTV的经理还是愿意配合的，这对他们也有利。不愿意的是一些小发廊的老板，因为庙小，他们比较害怕被查。”

　　访谈的地点大多是比较安静的咖啡吧、茶坊或茶餐厅，时间大多在下午，因为访谈对象工作的时间在晚上，上午需要休息。

　　所有参加访谈的“”都不承认自己出过台，大多数的问题，“”们的回答都比较简短，关于自己将来的打算、关于好男人标准、择偶要求之类的问题她们比较感兴趣，有时还反问陈铮颖有没有男朋友，但她们使用安全套的意识都很高。

　　马霏霏认为推广艾滋病同伴教育有难度，因为大多数人对于比较公开又正式的培训还不理解，她认为如果给予免费的体检，利用这个时间来培训，可能性还是有的。

　　马霏霏初步了解艾滋病的三个传染途径，她也有用安全套的意识，但她并不清楚是否每次不安全的都会感染艾滋病。

　　听见你们的声音
 
　　在夏国美看来，在劳动教养所中滋病的问卷调查是比较节约成本，以学者的身份跟管教干部沟通一般都能如愿以偿，但弊端也是明显的，这批人被放出来后，夏国美开始做调查，原因是夏国美担心这些人在被关押的状态下可能不敢说真话。“如果条件具备的话，社会学家还是期望尽量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做调查，因为这样，才更能接近这些性工作者的原生态。”夏国美说。

　　为跟“”这个人群接触，夏国美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找寻娱乐场所的爸爸桑和妈妈桑，让他们来介绍“ ”，以便更接近这个人群。很多人问夏国美：“你是不是记者？”

　　这一类的访谈很困难，曾经有一个“”直言不讳：“你跟我们这种人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陈铮颖已经深有体会：“等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是正常的，地方也会常常换。”

　　陈铮颖约了马霏霏好几次，第一次在家里等了一个上午，第二次在衡山路的一家店堂等了一个小时，但都被放了鸽子。

　　然而陈铮颖对于这份工作仍然充满兴趣：“对于性渠道在艾滋病传播中的作用，现在也还没有准确的数据，我们有很多假设并不一定代表事实，需要社会科学调查的修正。”

　　“我们对每一个被访者都会说，希望在国家制定艾滋病政策的过程中，听见你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