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开放到底带来了什么

　　10年前，当我们谈到“性”这个字眼时，估计所有人都会带着惊讶的表情，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

　　但10年后，当性革命袭来时，当“遮羞布”被扯下时，中国人心中压抑已久的便如洪水猛兽般迸发开来，“”、“”……这些以前提都不敢提的字眼似乎成了社会的高频词。

　　最近一组调查显示，上海市的婚前比率为69.34%；在北京妇产医院做中期引产手术的女性半数未婚，其中20岁以下的女孩占14%。同时，26.7%的男人一生拥有10个以上的性伴侣。

　　性问题上的这些变化，是倒退还是进步？中国的性现状到底怎样？未来的性将何去何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著名性学家李银河和中国性学会常务副秘书长薛福林在接受《生命时报》记者专访时，对“性开放”做了一番解读。

　　中国的性革命仅相当于美国五六十年代

　　《生命时报》：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国的性现状到底处于哪个阶段？我们现在开始性革命了吗？

　　李银河：中国的性革命是从30年前开始的。目前我们还处于起步阶段，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现在人们更多强调的，除了性愉悦外，还有性权利，这是不小的进步。

　　《生命时报》：与美国相比，我们究竟落后在哪些方面？

　　李银河：主要还是法律。目前我国相关的法律很少，也不够科学。近十几年以来，我调查的一些数据说明，中国性革命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性观念也日益开放。比如1989年，北京的婚前只有15%，而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已经上升到了60%―70%；再比如，以木子美为代表的“”，在20年前是要判刑的，但现在就不会。

　　薛福林：我认为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不在“开放”与否，而在于文化。比如中国人见面打招呼是握手，美国人见面打招呼是拥抱，你说这是因为他们性观念更开放吗？其实这是文化特色决定的。我看过外国的、性用品商店，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人如潮水。中国人的性观念的确有些落后，但在某些沿海地区，可是“开放”得很。

　　婚外性、是必然产物

　　《生命时报》：随着性观念的日益开放，对于派生出来的诸如婚外性、等一系列问题，您二位怎么看？

　　李银河：我把分成三类：一类是有罪的，比如；一类是有错的，比如婚外性；还有一类是无罪无错的。我认为，婚外性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法律不能干涉。而且，对于一些婚姻来说，婚外性的确是一种补足。比方说，一个丈夫60多岁，丧失性能力了；而他的妻子只有40多岁，这时就需要用婚外性来补足。还有大量的夫妻家庭地位不平等，丈夫总欺负妻子，这时，第三者就有其一定的功能了。

　　薛福林：对于婚外性关系，我的观点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我们在婚姻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于是对其他异性产生了感情，甚至性冲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人的一种本性。但这种冲动比较好不要化为行动，因为人毕竟和一般动物不同，我们的行动要受到法律、道德、文化的约束。

　　《生命时报》：李教授，您认为婚外性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

　　李银河：婚外是人的权利，法律没有理由干涉。在一些西方国家，40%的人有婚外性，法律怎么制裁？

　　但因为它是在有婚约的前提下出现的，而在婚约中，两个人许诺要彼此忠诚，如果一方背叛，肯定是不应该的。所以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

　　《生命时报》：那么，薛教授是否同意李银河教授所说的，婚外性关系不受法律追究，但要接受道德谴责呢？

　　薛福林：婚外性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法外情”，它首先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说它“不应受法律追究”或“人有进行婚外的权利”，我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你可以认为你有权利，但没有哪个法律授予你这个权利。因为一夫一妻制下的婚姻和性关系都具有排他性。如果你的“”伤害了你的家庭，那你的行为合乎哪个法律权利呢？如果你真想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先解除你现在的婚姻关系再说。

　　当性与婚姻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那么简单的东西，要牵扯到很多事情――夫妻感情、家庭、金钱、脸面、其他人的权益，不是凭自己认为有“权利”就可以随便来的。

　　至于道德谴责，这个太理论化了。有些婚外性关系，家里人根本不知道，谁来谴责？让社会大众和媒体来谴责？中国人说得好：家丑不可外扬，谁愿意把这事搞得人尽皆知？至于说自我谴责，那些真正有责任心、不小心出轨的，的确可以做到，甚至后悔一辈子。可是这样的人现在有多少呢？加强教育未必能做到人人都有责任心。

　　《生命时报》：李教授，您提到，60%―70%的人都发生过婚前，其中也包括一些在校大学生。对于在校大学生，学校该持什么态度？

　　李银河：大学生年满18岁了，他们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学校可以以性教育、规劝为主。如告诉他们这样会影响学业、会怀孕，告诉他们如何预防性病。不久前，四川一所学校开除了两个发生的学生，这样就很不对。

　　《生命时报》：前段时间，哈尔滨相关部门指导性工作者用安全套，这是不是对的默认？

　　李银河：不算默认，只能说是防止艾滋病的一个很尴尬的手段。因为我们目前的法律是不利于控制艾滋病的，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其实这个事已经是不可逆的了，怎么扫也扫不完，甚至有些地方已经是利益驱动了。

　　薛福林：恩格斯说过，、是对一夫一妻制的必要补充。这话我认为很有道理。在一夫一妻制度下，婚姻的基础应该是爱情，但现实中，很多婚姻不是出于爱情，有些原来有爱情后来没有了。但出于我前面提到的种种理由，没有爱情基础，很多婚姻还要维持下去，那有了性需求怎么办？只得各自去外面解决问题。还有些特殊人群问题，如远离家乡的民工。但要说到该不该合法，那又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了。

　　《生命时报》：对于性工作者，您认为该用什么方法进行管制呢？

　　李银河：去年有个女人大代表提出过建立“”的提案，没被通过。在我看来，“拉”比“打”好。把她拽出来游街示众，用吓唬的方式解决不是好办法。而如果可以对她们进行一些技术培训，让她们有机会找到其他工作，肯定比单纯打击要好得多。

　　性教育还是重头

　　《生命时报》：那么，中国人现在性观念的整个趋势是什么样的？

　　李银河：应该说正在走出中世纪的阴影，人们的性观念比以前开放多了，起码不再认为性是件很龌龊的事。当然，一些不科学的法律也是有名无实，不再认真执行了（在西方叫blue law），这些慢慢也就消亡了。

　　《生命时报》：您不止一次地提到法律和道德两个层面的内容，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法律适用于性领域呢？

　　李银河：压抑越小越好。法国著名哲学家福柯说过，没有一个权力愿意放开性资源。那我们只能希望它对性的管理尽可能少些。要管理，但绝对不能太压抑。

　　《生命时报》：既然我们的性发展落后于美国，那他们有什么经验值得借鉴，又有什么地方需要规避呢？一些落后的性观念通过呼吁能改变吗？

　　李银河：中国的性革命生不逢时，人们带着性解放初期的冲动，刚迈开步子，偏偏出现了艾滋病，让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但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比美国容易得多。西方国家的传统观念是“以性为罪”的，而我国只是“以性为耻”。

　　如果说经验的话，应该还是性教育。我国的性教育太落后了，对于性安全知之甚少。在北欧一些国家，95%―99%的人都发生婚前，可他们就能做到让100%的少女避免怀孕。相比之下，中国差得太远了。

　　薛福林：想用呼吁改善人们的性观念实在很难。因为观念的改变需要条件和时间，工作也应该是潜移默化，而不是在强力的宣传下促成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还不发达，你根本不可能让百姓的观念超越经济基础。目前我们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性教育上，尤其是在校大学生的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