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解放”与低生育率

一、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人类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两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产，二是物质再生产。社会和谐的最高境界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否和谐又取决于对性的控制程度。对性的控制程度反映了一个文明的水平。

《孟子》：食、色，性也。食，是个人的生存所必需的；人的寿命有限，需要通过生殖作用使得世代更替，两性关系是人类社会得以生存的大事。是生殖的专门器官，是动物的最基本的本能，具有繁衍（工具）和享受（玩具）两重性，从造物主的安排来看，繁衍是第一位的，“玩”是为了增加繁衍的积极性、是一种奖赏。

但是性冲动是人类最难以克服的原始欲望之一，对性的管理不当，不但威胁生育大事，而且对社会道德的威胁性最大。孔子就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世界上的很多坏事都是淫开头的，中国古代“万恶淫为首”这句话对于的恐惧就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白。而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对性的恐惧就像对死亡的恐惧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说：“天主教教会之所以禁止和离婚，就因为他们确信，对付和离婚就象对付死亡一样，是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救治的。”因此各种文明都对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对性进行规范，是文明产生的第一个标记，而性混乱则是文明崩溃的第一个迹象。

“性”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人性的一部分，“性”其实是活力的表现，“性”活跃的年龄也是一个人创造力最活跃的时段。对性过于放纵，是很多文明覆灭的原因，比如罗马帝国的灭亡就是因为导致生育率降低、人口减少，中国晋代上层的引发了五胡乱华，现在西方国家性解放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和超低生育率（笔者在《从罗马帝国的灭亡看现在的人口问题》将详述）；但对性过于压制，同时也压制了人性，导致社会发展缓慢，比如欧洲的中世纪和中国的明清。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

二、中国传统家庭模式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和谐

相对来说，中国古代对性的控制的度掌握的比较好。即使在有“脏唐烂汉”之称的唐朝和汉朝，中国的性开放程度也远远达不到罗马帝国那种的程度；而在 “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兴起之后，中国禁欲又远远达不到欧洲中世纪的程度。原因是中国早在西周就制定了一套完善的礼教文化，核心是家文化，通过婚姻制度将性控制在礼教之内，控制在家庭之内。

中国古代哲人认为，人的欲望是人的合理要求，是人的本性，只不过要做到节制就可以了。荀子说：“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儒家提出适当节欲（而不是禁欲）的思想，《礼记·曲礼》：“欲不可从（纵），乐不可极”。孔子说：“君子好色而不淫”。荀子提出“中理”这一标准，即人的欲望和行动要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

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家庭模式其实是中国数千年摸索出来的社会分工。中国古代除了少数特权阶层可以纳妾外，普通老百姓基本是一夫一妻制，匹夫匹妇，《易经·家人卦》所说：“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亦即《礼记》所说：“男不主内，女不主外”。此乃分工合作之意，本来没有平等不平等的意思，古代“上有八十岁老母”可以抵消一些罪过或者豁免一些责任（对母亲的孝似乎比父亲更重要）。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的元明清三代，歧视妇女、摧残妇女的现象才比较普遍，包括妇女裹小脚大范围流行（裹小脚现象虽然很早就有，但是不流行）。中国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其实就体现了**在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的分工。

“大婚，万世之嗣也”(《礼记·哀公问》)，西周开始的中国古代婚姻法中，将婚姻视为人生最为神圣的事情，结婚程序遵循严格的“六礼”：纳采（求婚）、问名（探女方情况）、纳吉（通过双方八字的测算，得到好兆头）、纳征（正式订婚）、请期（双方商定成亲日期）、亲迎（成亲）。南宋之后浓缩成三礼：纳采、纳征、亲迎。并且成亲的时候还要拜天地（因为**结合是天作之合），拜父母（感谢父母养育之恩），夫妻互拜（意味着夫妻结为利益共同体）。成亲之后，还要庙见，就是女方由男方陪同去拜见男方的祖先，向祖宗报个到，算是男方家族的人了。

从道德层面看，古代很早就主张妇女应该“从一而终”。“从一而终”其实有多重积极意义：
１、由于家庭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从一而终”其实是很好地保护了妇女利益的，家庭的财产是夫妇共同创造的，不能随便将妻子扫地出门。
２、婚姻目的之一是 “合二姓之好”，一旦离婚就是“结二姓之怨”。
３、**结合是天作之合，不能违抗天命（即便是夫妻感情不合，那也是因为前世结怨，认命而已）。
４、依存于物质再生产的人口再生产才是有效的，夫妻双方同心协力抚养小孩。单亲家庭不利于抚养小孩（现在西方国家的单亲家庭也同样不利于抚养小孩，很多陷入贫困）。要是离婚的话，继父、对小孩的态度就不一样。
５、生育时间是有限的，离婚意味着浪费生育时间。

因此古代离婚是一件很郑重、很严肃地事情，不能随随便便。男子可以离婚休妻的七项条件（“七出”）：不顺父母、无子（还得等到50岁过了生育年龄之后）、淫、妒、恶疾（麻风等传染病）、多言、盗窃。前两项涉及到孝，第三项就是对性的限制。古代社会还为“七出”设定了限制条件，叫做“三不去”： 有所娶无所归（离婚后无处可去）、与更三年丧（妻子陪同丈夫给公婆服过三年重孝）、前贫贱后富贵。也就是说，虽然女方犯了除了“七出”之条，但是有这种三种法定情况之一，男方也不能离婚。但是属于“淫”和“恶疾”的不适用“三不去”。“恶疾”是因为传染病威胁家族的生存，“淫”是因为败坏家风。可见古代对“淫”处罚的非常重。

但是从制度上，中国古代不曾禁止过妇女再婚。早在唐朝，法律中就有“和离”制度，指**双方自愿离异：“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而欧洲整个中世纪都禁止离婚。

中国古代一方面严格限制婚外的“淫”，一方面又鼓励夫妻之间的正常。使得性得到满足。孔子曰：“饮食**，人之大欲存焉”。孟子曰：“**居室，人之大伦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也就是**都能适时缔结婚姻，内无大龄未嫁的怨女，外无大龄未婚的旷夫，老百姓都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礼记·内则》还规定：妾虽老，年未满五十，必与五日之御。就是说妻子在50岁之前，丈夫有满足妻子的义务，五天必须进行一次，一方面是为了繁衍人口，一方面是为了调和阴阳（防止）。

古代妇随夫居，只有儿子养老的制度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差(当然现在已经不适合了)。当时培养成本低（现在养女儿的成本比儿子还多），女孩十几岁就嫁人，不继承财产（有些还通过彩礼弥补父母的养育成本；现在养个女儿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这么高，女婿出得起彩礼？出不起彩礼，那就乖乖帮忙养老吧。因此现在女儿、女婿养老不论从感情上、经济上都是合理的），女儿没有赡养自己父母的义务，但儿媳承担养老的义务，因为当时每人都有儿女，基本扯平。女儿虽然不养老，但逢年过节回娘家，农忙女婿过来帮忙，亲情照样维持。这样反而有利于家庭关系简单化。有人认为古代这种制度不公平，但就像在市区公路上有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分明是两条路驶往同一个方向，从一条路来的车偏偏要给另外一条路来的车让路，看起来不公平，但要是不这样的话交通事故更多。现在社会发达了，像在高速公路一样没有了Yield（让路）和Stop（停）等标志了，从法律上家庭成员平等，但家毕竟不是完全公平讲理的地方，今后独生子女需要赡养两对父母，与父母的矛盾、四个父母之间的矛盾不容忽视。

三、从古今家庭模式的差别看现代的低生育率

中国古代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人之大伦”，需要及时将“性”管理起来，使得“内无怨女，外无旷夫”。

中国古代总结出女子生育发展的四十九岁周期。女子7岁时“性”发育就开始了；14岁则内外生殖器的发育已趋成熟，开始月经，初具排卵受精的能力；21岁时生殖器及功能已经全面成熟；待28岁则身体及性生殖、等方面正处于壮盛之年；进入35岁时其容颜开始衰减，生殖能力变弱；42岁时青春已去，生殖能力锐减；49岁则内外生殖器萎缩、月经闭绝，基本不能再有孕育。

在古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力模式下，男子20岁、女子17岁已经接近人生中物质再生产能力的鼎盛时期，具备养家糊口的能力，而这个时候生殖能力也接近最佳，无论从物质再生产还是人口再生产角度，这个年龄结婚都是比较理想的，并且及时将性限制在夫妻之间，防止“怨女”、“旷夫”现象，既发挥了性的功能，又防止了性的副作用。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是协调的，“性”的“工具”和“玩具”两种性是协调的。子女结婚的时候，启动整个family security系统（父母、兄弟、姐妹、姑、姨、舅、叔、伯等一起帮忙），帮助他们建立家庭。

中国古代的家庭模式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模式，妻子边带孩子边做家务、边织布补贴家用，家庭是妇女的工作场所，在完口再生产的同时兼顾物质再生产，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完美地统一于家庭。家庭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两种再生产的矛盾（比如丈夫贡献大一点或者妻子贡献大一点）在家庭内部就得以解决。家庭养育孩子是长期投资。

然而现在工业化将女性赶出家庭，都得外出谋生，无法像过去那样兼顾孩子和生产。而现在社保制度又使得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脱钩，使得养育孩子的付出与自己的获益脱钩，养育孩子只是消费而不是投资。并且由于社会化分工，家庭已经不再是物质再生产的基本单位，分配又只根据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矛盾不能在家庭内部解决。夫妻双方都从事物质再生产的话，有益无害；要是夫妻养育几个孩子的话，必将陷入贫困。今后的养老金是靠现在的孩子劳动提供，由于现在退休金制度与工作时间挂钩，没有养育孩子的丁克家庭就能够得到更多的养老金，等于不付出反而能够养老；而养育多个孩子的家庭因为减少工作时间，养老金反而少，等于辛辛苦苦养育孩子帮别人养老。实际上是国家欺负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人，而没有文化（生育文化）的丁克家庭不但在现在的物质分配上赚便宜，而且在养老上面也白赚。说得难听点，是政府主导下的抢劫。这种分配制度下，等于是鼓励少生、不生孩子。少子化成为一种趋势。

工业化并且使得人们不得不推迟婚龄：由于传统的家庭经济解体，生产模式的改变，使得教育周期延长，教育结束后也得从产业链的底层干起，才能掌握谋生的技能、积累结婚所需要的经济基础（而现在成家的成本很高，人口结构又引起family security系统脆弱，小孩成家全靠自己和父母）。而现在物质水平的提高又导致性早熟。结果导致他们的生育能力在十多年时间（整个生育黄金时间）处于闲置状态，而这段时间又是最强的时间。人口再生产的能力与物质再生产的能力不同步。有生育能力的时候没有生育条件，而有生育条件的时候没有生育能力。

就像生孩子一样，正常孕期是40周，过早出生和过晚出生都不好。超过42周就是过期产，胎盘老化，不能保障胎儿的营养供应，可能发生缺氧和其他一些严重情况，这个时候再不出生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健康，医生就需要采取措施，催产或者刨腹产。

女孩20岁左右结婚就相当于40周孕期，25岁就相当于42周“过期产”。现在还有一大批女孩到25岁、甚至30岁都还没有结婚，政府就应该采取措施“催产”。应该“贷款”（比如降低养育成本）让他们提前（比如在大学一毕业就具备成家条件）完口再生产，然后再通过纳税“偿还贷款”，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做。国家还在坐视“过期产”而不作为，生育率怎么可能提高？现代经济制度就像一个暴发户，有钱不会用，本来财富已经充足，完全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分配制度不合理，搞得人人自危，连个孩子都不敢生，能叫妇女解放吗？

古代即便有“怨女”，“旷夫”，但是也是一个在外（旷夫），一个在内（怨女），不在一起，出问题的机会不多。现在大量的“怨女”和“旷夫”都在外，干柴烈火碰到一起，不出问题才怪。

就是说，生育能力在婚前长期闲置，婚后也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这就导致性的工具（生育）的主功能淡化，玩具（欢愉）的副功能得以强化。为性解放提供了生理学基础。

四、从现在各国生育率下降看“万恶淫为首”

20世纪由于青霉素等抗生素医治对性病取得了特殊疗效，激素类避孕药的出现，乳胶避孕套质量的提高，消除和减轻了人们对婚前和婚外引起性病和怀孕的顾虑，西方因掀起“性解放”风潮，最初是反对性别歧视，争取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社会地位和政治经济权利的女权运动，同时要求改变基督教禁止离婚的戒律，主张婚姻自由。此后，从这些合理要求逐渐演变为对宗教性道德的全面否定，并宣布上帝已经死亡，认为是人人都应有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是个人私事，只要双方自愿就可以发生两性关系。性自由者反对一切性约束，主张和情爱分离，性和婚姻分离。一些极端的性自由者不仅主张娼妓合法化、合法化，甚至认为也不应受到指责，更不应受到法律制裁。性解放使西方社会激增，大量家庭解体，并使得性病、甚至艾滋病流行，并间接地滋生出来盗窃、抢劫、暴力、吸毒、以至黑社会，社会治安恶化，生育率下降（西方国家生育率在1960、1970年代不断下滑）。

性解放人士将权力和义务分割，只看到人的自由权利，却不知道的首要任务是繁衍人口。他们一方面享受人口众多导致的物质繁荣，一方面却又不承担繁衍人口的社会义务。

人性的解放应该是全方位的，应该包括人的潜力全面、合理、协调地解放。比如光“解放”了消化系统，而没有“解放 ”代谢系统，那么就会引起肥胖；光是“解放”了生殖器的性享受功能，没有“解放”生育功能，就必将引起低生育率和一些疾病。因此“解放”是应该有度的，这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欲不可纵，纵欲成灾”。

者辩解说他们也可以收养小孩，但是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个孩子才能维持社会持续发展，能够收养三个孩子？到哪里去收养三个孩子？每个女人有生育3个（至少2个）孩子的义务，一对性恋者就算人工授精怀孕，她们能够生育4-6个孩子？家庭本身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性解放者宣称是个人人权，但是人权不能损害社会公权（繁衍人口是最大的公权）。性解放所导致的性病（包括艾滋病）流行，也威胁到社会的公权。中国2006年艾滋病患者人数上升了30%，吸毒和性传播是主要的传播途径，性恋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在1-4%。暗娼中的艾滋病毒感染率从1996年的0.02%上升到2005年的1.0%。瑞士2005年所有感染爱滋病的男性中，49%属于人群。瑞士联邦卫生局预测，2006年感染艾滋病人数还会大增。并不只有瑞士出现这种情况，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也呈现同样的发展趋势。

说严重点，纵容性解放是怂恿一个民族慢性自杀。

性解放是目前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1、养育孩子是非常辛苦的。古人曰：乐不可极，极乐成哀；欲不可纵，纵欲成灾。贪图快乐到了性解放和吸毒的地步，她们/他们还愿意养育三个孩子？还有什么社会和家庭责任感？
2、增加，降低结婚率，导致无数家庭解体。
3、破坏生育器官：性病、堕胎、不育不孕。

发达国家不孕不育症的发生率高达15％－20％，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殖器感染。

性病对生育的影响：
１、性病引起男性不育：性病可以引起男性前列腺炎、附睾炎、输精管炎和精囊炎，这些部位的炎症会影响精子的贮存、存活及输出。婚前豪情万状，婚后精囊空空，结果造成男子不育。如支原体可以使男患者三分之一出现精子含量低，异常精子数增多，活动力下降，以及粘滞度异常，淋病可引起男性的前列腺、附睾、睾丸发炎，因此造成不育。此外，生殖道炎症还可通过免疫反应使得精子表面包裹上一层抗精子抗体，妨碍精子与卵子的结合，这样的精子即使与卵细胞结合，也会影响发育中的胚胎甚至导致胚胎死亡和流产。

2、性病引起女性不孕：性病引起的阴道炎、子宫颈炎、宫颈粘液功能异常、宫腔粘连症、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阻塞及盆腔腹膜炎是造成女性不孕的首要原因。不孕症发病率就远远比普通人高。此外，尚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是免疫因素致不孕—的抗精子抗体阳性率高。一方面是因为的活动频繁，可使生殖道损伤或感染，从而易吸**子抗原而产生强烈的免疫反应。另一方面是接客多人，其精子来源复杂，并多为异族、异种、异血型的男性，因而这些混杂的常易致敏，可以产生一定数量的抗精子抗体。“性解放”以性为儿戏，而致性混乱、性放纵，在某种意义上与没有什么区别，增加不孕的风险。

3、除引起不孕外，妊娠期病毒性宫内感染可经胎盘垂直传染，引起胎儿畸形，流产早产和日后发育障碍。支原体也可引起胎儿宫内感染、流产等不良结局。

堕胎引起不孕：
1、输卵管炎症阻塞：由于受术者有较重的宫颈炎或手术时消毒不严，可将细菌带入官腔，从而引起输卵管炎造成输卵管阻塞，阻碍卵子和精子相遇受精。
２、宫颈和宫腔粘连：在人工流产过程中，由于吸宫或刮宫过度，损伤了子宫颈管和子宫内膜，随后引起宫颈粘连阻塞或官腔粘连缩小，这样精子就不能通过子宫颈管进入官腔，或使受精卵不能着床和发育。
３、闭经：在过度吸宫或刮宫时，将子宫内膜基底层吸净，或用刮匙过度搔刮将子宫内膜基底层刮掉，使子宫内膜不能再生，造成长期闭经，这样受精卵也就设有着床之处。
４、子宫内膜异位症：人工流产时有可能促使带有脱落子宫内膜的血液倒流，发生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不孕。
5、人工流产可引起黄体功能不全、不排卵和溢乳等内分泌功能紊乱，从而导致不孕。

此外，未生育的妇女其子宫颈较紧，手术时扩张子宫口难，内口损伤多不被发现，再次妊娠易发生宫颈口功能不全，引起早产和晚期流产。母婴Rh血型不合的妇女唯有第一胎产出健康胎儿的可能性大，首次怀孕后或是做人流手术，其后再怀孕，多会发生新生儿溶血病。

晚婚增加不孕概率：子宫疾病卵巢疾病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

东欧和俄罗斯生育率超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堕胎比例太高（堕胎的比出生的孩子多），并且因为堕胎引起大量妇女不孕。而美国生育率是西方国家中唯一保持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主要原因是1980年代以来对性的控制在加强。

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对性的控制力度之低是前所未有，有下面这些原因：
1、传统礼教经过五四运动以来近百年的刻意摧毁，已经荡然无存。
2、西方观念的传入，李银河等学者利用现代媒体高调推波助澜。
3、计划生育政策摧毁了传统上宣扬的性的唯生殖目的论。
4、互联网的传播。美国当年性解放传播主要是《》、《阳光与健康》这一类昂贵的刊物，传播的速度和范围仍然比较有限。即使在鼎盛时期，《》的读者也不过9万人。现在中国互联网正在高效、低成本地传播“性解放”的观念。
5、中国没有宗教势力对抗性解放运动；而西方国家的“性解放”遭到基督教的顽强反抗。

中国“性解放”的速度之快和范围之广是令人惊讶的。是导致目前1.2-1.3左右的超低生育率的原因之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孕不育症发病率增加10倍，主要原因就是性失控所致。

我国目前人流手术已经在1千万例左右，而每年出生人口才1200万左右，就是说近一半的怀孕是“无效”的。中国堕胎的年轻女性人数急剧增加，在2004年，流产女性中有65％是单身，而这个比例在1999年是25％；艾滋病感染率在15岁到24岁的青年群体中的提高令人担忧。

对生育器官的保护必须列入日程。有必要动用政府的力量来反制“性解放”风潮。中国应该禁止和丁克题材的作品传播。

“性”已经从“潘多拉魔盒”里“解放”出来了，并且化成了无数的选票，哪个政治家有魄力、有能力将“性”封进所罗门瓶子，并沉入大海？

五、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的失调是现在生育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古代农业社会发展缓慢，经过各民族数千年的努力建立起来的家庭模式是符合当时的两种再生产发展的。

**是天然的互补（生理上、心理上、社会学意义上），**结合是人性使然，对双方都有利，意义是全面的。现代工业化将妇女赶出家庭，有些从此无家可归（终身单身），破坏了古人所强调的 “男有分，女有归”的**分工，这是违背人伦的。工业化破坏传统家庭结构，但是却又无力建立起新型家庭模式，导致现在的低生育率。

发达国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几十年，但是生育率却难以回升，甚至不断下滑。归纳到一点，就是：人口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出现了难以协调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生育率不可能回升。

这个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利、性。

“利”包括：养育成本增高，物质再生产过多占用妇女养育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制度不合理，分配倾向于物质再生产的贡**而不是人口再生产的贡**。

“性”包括生育能力的闲置和生育器官的破坏。

换句话说，现代很多国家生育率低下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侵占”：
1、物质再生产“侵占”人口再生产。
2、性的玩具特性（性享乐）“侵占”工具特性（生育）。

依照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力压迫人口。政府要做的是缓解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而不是成为生产力压迫人口的帮凶。人口再生产需要来一次绝地反击，收复失地，政府需要组织这次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