娼妓为何在20世纪初的欧洲泛滥

　　斯蒂芬·茨威格是20世纪上半叶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他以“诗人”身份进入文学殿堂，以“小说家”闻名全球，又以“卓越传记作家”载入史册。同时，他还是一位具有全球视野的思想家，终生梦想成为一名世界公民。

　　《昨日的世界》是茨威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反映了20世纪初欧洲的社会风貌。在本书中，作者从业在欧洲各国泛滥的历史现象出发，反过来对当时那种压抑人们自然本能的虚伪道德观进行了批判。

　　虚伪道德观压抑青年人本能

　　在8年的中学期间，发生了对每个人来说纯属于个人的大事:我们从孩童长成了具有男性特征的青年，开始有了自然本能的要求。青春期的苏醒看起来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正处于发育时期的年轻人都有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一直寄以信任的权威——学校、家庭、社会公德，在性的问题上表现出令人吃惊的不诚恳，甚至强迫我们像他们那样采取秘密的、保守的做法。

　　弗洛伊德的学说指出，任何人都不可能压抑自然的性冲动，只不过是把它转移到危险的潜意识中罢了。但19世纪的人们却沉迷于这样的妄想:把人的本性隐藏得越深，难以抑制的欲望就越能得到缓解。所以，学校、教师、沙龙、司法机关和出版物都在原则上回避这个问题，连科学也以“研究这种污秽的课题有失尊严”为借口，向世俗屈服了。

　　看看那个时代的书籍，我们会发现凡涉及到性问题的地方都小心躲闪过去——不然，我们如何理解写实小说《包法利夫人》被法庭判为猥亵的作品而禁止发行，如何理解左拉的作品被看作文学，甚至平和的古典主义叙事文学作家托马斯·哈代，也能在美国和英国掀起愤怒的浪潮呢？

　　这种自作聪明的道德观，显然忽视了关在门外的魔鬼常常能从烟囱和后门钻进来。毕竟，50个中学生中总会有一个，不可避免地与正在小胡同里干见不得人的事的老师不期而遇，或者或多或少地从家人那里听到一些不该听的事。实际上，越是想笨拙地遮掩和伪装，就越会刺激我们的好奇心；既然自然的本能不能开放地流露，这种难以隐藏的冲动便以种种幼稚而毫无帮助的方式宣泄出来:

　　几乎没有一座栅栏和厕所壁上没被涂上猥亵的字画；几乎所有澡堂里用来隔开**区的木板壁上都被挖出圆孔；每家酒肆饭馆都在桌子底下向青少年悄悄兜售裸体照片；还有那些被称为“地下文学”的书刊，不管纸张如何粗糙，文笔如何差劲，其销量没有一本人文自然杂志能比得过……说到底，性启蒙和与异性正常交往的权利都被“假正经”剥夺的那一代人，对的倾向反而比现代年轻人要强得多——耳闻目睹得越少，心中梦想得越多；阳光、空气、水接触得越少，积累得越多。

　　寻找娼妓像买一包烟般简单

　　经验告诉我们，要阻止成年男子过他们自己的只能是奢望，他们总是能在神圣的道德之墙以外完成不体面的享乐。这就像城市，上面是干净的街道，豪华的商店和漂亮雅致的公共设施，下面则隐藏着一条条排泄污水的阴沟。与之类似，年轻人的也在社会道德的表面以下进行，而对他们会遇到什么危险，落入什么陷阱则漠不关心。在那个时代，娼妓是构成婚外性泛滥的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就好比资本主义社会绚丽大厦阴暗的地下室，而它的上面始终竖立着无瑕的、光芒四射的门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娼妓在欧洲蔓延之广，这一代的年轻人恐怕很难想象。现在在大城市的街道上很少能遇到，就像在路上很少能看到马车一样；但在那个时代，路边到处都是卖身的妇女，避开她们比找到她们还难。除此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隐蔽场所”，如通宵俱乐部、歌舞场、备有和歌女的舞厅、有性感应召女郎的酒吧等。当时，这些女人按不同的价格以小时计算出卖自己的肉体，一个男人费不了多大劲就可以买一个女人做伴，一刻钟、一小时或一夜都行，就像买一包烟或一张报纸那么简单。

　　对这种不光彩的事，官方和社会道德的立场从来都是十分尴尬的。从常理上说，谁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有出体的权利？但从生理需求上说，它能解决难堪的婚外。于是权威们便找到一个自相矛盾的方法，把分为两种:一种是不合法的、危险的、要予以取缔的地下娼妓，另一种是发给营业执照的合法娼妓。至于那些名交际花，她们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关于跑马或赛马的报纸上，和达官显贵一起排在最前面，因为她们已经是“社交界”的一部分。同时，那些为宫廷、贵族阶级和富豪们提供这些奢侈品的经纪人，也受到法律的的庇护。严厉的教条、无情的监督、社会的排斥，只不过是针对千千万万的大军罢了，而她们还要用自己的肉体和屈辱的灵魂去守护那个陈旧的、早已腐朽的、反对自由和爱情的道德观。

　　队伍里也有不同分工

　　这支庞大的队伍，像真正的军队一样有着不同种类的分支。普通的就像要塞炮兵一样，占据城市最主要的大道作为她们的驻地。有关当局在这里设立了几条街作为交易市场，青楼一户挨着一户，两百到五百名妇女就像卖鱼市场一样站在平房当街开的窗户前招揽客人。这些廉价的“商品”分日夜两批，轮番作息。

　　另一部分组成骑兵和步兵，就在大街上追寻她们的客户。在维也纳，人们通常称她们为“徘徊女郎”，因为警察给她们划上了无形的范围，只能在规定的人行道上做自己的交易。她们穿着费很大力气买来的冒牌时装，不论雨雪日夜在街上徘徊，用化妆很糟糕的脸向过往的行人挤出卖弄的笑容，自己没有欢乐却要给别人带来愉快。我觉得，自从街道上逐渐没有了这群饥寒交迫、强颜欢笑的女人后，每个城市反倒看起来更有人情味了。

　　即使这些仍不能满足稳定的需求，人们希望过得更舒适更隐秘，想更加轻松地享受爱情，有灯光和温暖，有音乐和舞蹈，还要能显示出豪华的气派。这样的嫖客可以到“非公开场所”或妓院去。在这样的所谓豪华“沙龙”里，姑娘们有的穿着长礼服，有的穿着晨服。还有钢琴师伴奏的音乐，她们陪客人一起喝酒、跳舞、打情骂俏，玩够了就成双成对地溜进卧室。

　　这些姑娘外表上比外面流动的要好，她们不需要经历风吹雨打，不需要在泥泞的街头巷尾游荡，只是坐在暖和的屋子里，穿着漂亮的衣服，享用着美酒佳肴。但是她们终归只是老鸨们的傀儡。后者供给她们漂亮的衣着，供给她们住宿和饮食，为的是提高她们的身价，从而赚取更多利润。所以，即使是最勤劳、最有意志力的姑娘也永远背负着债务，永远不能按照她们自己的意愿离开这个囚笼。

　　如果把某些妓院的秘密写出来，它一定能成为反映这段时期文化的重要文献。这儿有专供社会高层人物使用的暗门和楼梯，有四面装有镜子的房间，有能够到隔壁房里男欢女爱的密室，还有专门为变态狂和迷恋奇装异服的人提供的各类道具，从修女的道袍到芭蕾舞演员的戏服一应俱全。更讽刺的是，就是这样的城市，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道德风尚，却始终不想承认弗洛伊德用他冷静、清醒、犀利的方式提出来的真理，还斥责这是对科学尊严的玷污。它表面上慷慨激昂地维护妇女的贞洁，另一方面却允许这种残暴的卖身行为的存在，并且还组织它，从中渔利。

　　今天的年轻人比我们更幸运

　　所有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图画，之所以要反复强调，是因为我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青年一代交流时，必须强迫他们相信，我们那一代的青年人与他们相比更为不幸。的确，当时的我们在政治意识方面无疑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就像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曾经说的:“我们不是缺美酒，就是缺酒杯”，两全其美的事情在同一代人身上很难出现。

　　今天，年轻人从中学或大学里走出来时，昂首阔步，精神焕发；**和女孩在一起无拘无束，没有虚伪的腼腆和羞涩；他们一起学习、运动、玩耍，一起滑雪、在游泳池里相互追逐比赛、成对地开着汽车兜风，没有任何内在或外在的负担。每当我看到这些，就感觉我们和他们的距离不是40年而是1000年。

　　女孩子们看起来更漂亮，举止更大方，行动更优雅，眼睛更明亮有神，谈吐更潇洒自如。自从摆脱了父母、老师、姑姑、阿姨的管教和控制，她们做任何事只需对自己负责，不需要向其他任何人解释。她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在**之间的事情上必须偷偷摸摸、躲躲闪闪，她们会理直气壮地认为做这种事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

　　我欣喜地看到年轻人们享受着符合他们年龄的活泼欢快、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青春年华，而且再也用不着向别人编造谎言或自欺欺人，可以真实地表露他们内心的愿望和情感；这样一来，我们曾经面对的令人惧怕的精神压力就再也不会在他们身上重现。正因为他们认为爱情中的男欢女爱是极其自然的事情，所以根本不像我们当年那样把它看得如此珍贵迷人。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羞涩和腼腆的神秘压力，没有那种含情脉脉和多愁善感的温存；最重要的是，他们充分地享受着我们那个时代不曾有的东西——坦诚与自信。